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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改革将面临的九大方向
改革开放凡三十年，已如舟至中流，抬头仰望，洋洋江海，但是，却也暗流汹涌，安抵彼岸，还是中流翻船，关系中国未来国运。
改革开放已经造就中国的沧桑巨变，而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以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成就，为改革三十年注脚。但是，最近几年，亦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中国的改革，远未达致天下大治之境，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未来时代的新发展，均使深化改革，成为未来潮流。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思潮繁杂，同时，未来时代的无数可能，亦使选择艰难，中国未来时代的变革，更需廓清迷雾，找到康庄大道。关于中国未来时代改革的战略方向问题，亦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未来十年乃至数十年内，中国的改革，将面临九大方向性变化。
（一）从经济、政治改革，到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变革
事实上，经过三十年历程,我们也应该突破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而将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等方面的全面、广泛的改革。
而目前，对于社会领域的更广泛的变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在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些我们所熟知的称谓，已经悄悄发生变化。很多地方，公共媒体、网络媒体以及地方官员的口中，“老百姓”、“群众”等提法逐步变少，而市民、公民、纳税人的提法变多，而在这些称谓变化的背后，是公民意识的觉醒。
近年来NGO的崛起，对于中国社会运行规则，运行模式，运行主体已经逐步产生改变。特别是在汶川地震中，NGO得到检验，亦得以壮大，
很多人都研究了美国大选最后胜利的原因，长江商学院一个教授，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讨论奥巴马的制胜秘诀和社会背景。认为奥巴马的胜利，说明“草根时代”和“草根政治”的崛起。特别是在奥巴马与希拉里的当内竞争中，奥巴马依靠很多网民，以及年轻人的支持，才击败了在精英阶层拥有众多支持者的希拉里，不仅社会的力量，从精英阶层，转移到了草根阶层，而且，以往那种靠大聚会，电视单向传播的政治动员模式，也变化为立体的，依靠网络互动传播的模式。
而这种变化，在中国也出现了，新兴技术的兴起，新兴阶层的出现，他们的交往模式，都已经颠覆了我们传统社会的运动模式，而这些变化，都将对未来时代影响深远。这些变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变革，但是，这些社会性的变革，社会生活模式的变化，最终包含伟大的时代力量。
这种力量，在中国已经开始显现，从最开始的孙志刚事件，到后来的非典，到后来的邓玉娇事件，新兴的社会运动力量，冲破了以往的社会控制，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民众的自我动员，民众的联络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同时，中国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亦引起了社会结构及社会行为模式的变化。的改变及其引起了未来的社会变化。
计划生育推行数十年后，目前主流的社会青年，均为80年代出生，而时代的特点，赋予了他们独特的经历。构成了现代家庭的倒立结构。从祖父，外祖父，到父母，到孩子，越到下一代，越重要，而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父母，好几个孩子，权力的重心，在父母，而新的家庭结构中，权力的中心，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传统社会的威权体制存在的家庭基础不存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格局，已经荡然无存。
同时，这一代的人，从懂事开始，接触的就是很现代化，全球化的东西，偶像是科比（美国），是欧文，小贝，吃的是肯得基，穿的是耐克，用的是苹果，英文歌，法语歌，日文歌，在青年中并不陌生。
而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引起的成长环境的改变，将对未来时代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这些新一代的孩子长大，比上一代青年更独立，更敢于挑战威权，也更具有现代意识。
作为中国社会基石的农民阶层，未来亦发生巨大变化。新一代的农民，此农民已经非彼农民。在长三角，珠三角的广袤土地上，新一代的农民深刻体验到现代城市生活，这些年轻就出去闯荡的新一代农民，在视野，思维，生活方式上，与其父辈都产生了巨大的区别，他们虽然身份上是农民，但是，已经受到了现代生活的洗礼，他们不再是愚昧，胆小，容易被欺骗的群体，他们与城市里的年轻人基本无差异。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新农民阶层的存在，“城市边缘人“的兴起，不仅将改变城市治理模式，未来他们回乡后，传统的乡村权力模式，亦将受到严重挑战。
超级女声横空出世，折射了中国人民对社会事务参与的热情与渴望。特别是海选，直接投票的方式，互动参与，PK等游戏规则与运做模式，是无意中对于中国公民现代社会运作模式的一次启蒙。
虽然我们在政治上，尚没有步入现代化，但是，在文化领域，已经开始了萌芽，大众的参与热情，在政治领域无法实现，但是，经由一个娱乐性的节目，撕开了一道口子，给予了民众在公众活动中参与式介入的机会。因此才获得压倒性的关注。这个就是超级女声，快乐女声能够横扫一切传统娱乐大赛，成为中国最热娱乐盛典的深刻时代背景。
在文化领域，新的变革亦开始酝酿。特别是在对于传统文化的再认识方面，存在很大争议，而且，这种争议，对于中国现实影响很大。很多人曾认为，新加坡的兴起，足可证明儒家文化的生命力，而事实相反，以捍卫“亚洲价值观”而风光的李光耀在12世纪到来时候，突然改变观点，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恰恰不是因为儒家文化，而是现代文化。台湾，韩国等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的兴起，某种意义上，亦是经过现代化的洗礼。
所谓的“中国特色”，其骨子里跟100年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路货色。无非是抗拒世界潮流，延缓社会变革，保持既得利益的借口。
而目前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所流行的，无论是易中天的品三国，王立群的汉朝故事，于丹的论语，乃至新一代袁腾飞的两宋故事，都是向后看，甚至津津乐道于帝王权谋，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更缺少开眼看世界的视野与胸怀，亦缺乏拥抱现代文明的动力。
这些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争议，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政治变革息息相关的，但是，其影响更为深远，甚至可以说，政治领域的变革，往往需要在社会、文化领域扫平道路。
当初的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讨论，就起到了思想冲锋作用;而后来潘晓所引导出来的“人生之路”的全国性大争议，则是青年一代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呼应改革深入的时世。
如果中国改革能够在新一轮改革中，掀起社会和文化改革的浪潮，引领社会文化变革之先声，必如当年的掀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青年人生观讨论的热潮。
（二）汇聚时代锋芒
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改革本身充满了各种矛盾，各种利益交锋，各种思维碰撞，这些，都需要我们正视，需要我们拿出勇气与激情，去冲锋，去摇旗呐喊。
而我们的改革，也将逐步从“摸者石头过河”，从“搁置”争议，到直面争议，从追求“和谐”，到有秩序的争论乃至斗争。
未来的改革，需要汇聚时代锋芒。个人认为，应该包含四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是洞察人心所向
我们关注的，必然是民众迫切希望改变的，我们拥护的，必然亦是民众所想要的。
如，大众对于医改，教改的关注，中国高房价的根源研究等。
其二是顺应未来趋势
改革是一种“向前看”的事业，我们所提倡的，必须是一种符合未来趋势的，而非充满世故与市侩气息的权宜之计，甚至是表面看是改革，其实是倒退的一些行为和思想。
如，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式管理”的那一套，实际就是要中国在治理模式上，退回到人治时代。这种思潮，就不是顺应未来趋势的，是我们需要批判的。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一些假改革，甚至是打着改革的旗帜，实行倒退，对于这种假改革，需要有清醒的判断力。
如，在政治领域，所谓的“仇和”式改革，根本是以向威权体制的倒退，把希望都寄托在所谓的“强人”与“清官”的身上，仇和无论在宿迁还是云南，都喜欢采取运动式的政治手法，来强行推动社会事务，而不是靠制度。甚至是在此过程中，破坏了本还不完善的制度。
而这种寄托着“强人政治”，“清官政治”的所谓政治改革，和现代社会的政治改革，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倒退到封建时代。造成民众的幻想与麻痹，把自己的幸福与前途，交到所谓‘救星“手中，而不知道去争取，造成民权的萎缩。而”强人“代民作主。可谓挂羊头卖狗肉。
而越南的国会代表直选，中国内地一些地方的乡镇直选，甚至贵州拿出四个县区正职竞选，才是顺应现代政治改革的尝试。
在经济改革领域目前的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根本没有解决产权问题，而所谓的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不仅没有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反由于对于民营企业的压制，导致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生机窒息。
最近巨亏的国企业山钢并购业绩良好的民企日钢，国航谋求并购东星航空，均值得担忧。这种在金融危机之下新兴起来的国有企业并购潮，乃是暂时保有国企的饭碗，为权宜之计，绝非未来应有的趋势。这种改革，就是假改革，甚至是倒退
相反，多出现几个沙钢，日钢那样的民营企业，才是中国未来之福。在未来，经济危机过去之后，加快企业产权改革，才是真正的顺应未来时代的变革。
其三是站立矛盾交汇处
寻找矛盾最尖锐，最激烈的领域，因为矛盾交汇之处，才可以有最强音，亦如两江交汇的地方，总是激起滔天巨浪。矛盾双方的交锋，才可以看清楚各种力量，更客观，更公正。亦可以通过两种乃至多种道路的比较，看清楚未来。
如，市场与政府的争端，左派与右派的争端等。是要民族主义，还是要普世主义等，这些问题，未来必然在全社会造成普遍的争议，其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其四是把握时代脉搏
中国改革，必须对于当下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有敏锐的嗅觉。当下即是未来的历史。通过解读当下的一些热点问题，预见未来趋势。
从血铅事件，批判中国发展模式的弊端，告别GDP盲目崇拜的时代。
在金融危机中，关于中国能否成为世界中心的争论。
（三）从行政性、事务性的改良到根本性的政治变革
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全球主流来，共产党也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逐步深入。
但是，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实质性内容的很少，甚至出现了以为行政权力运作的具体操作过程的改善，来替代改革，甚至冒充改革。
目前，我们所热衷的一些改革，都只是行政性，事务性的，而缺少实质性的政治变革。
如，强县扩权，以县级领导高配来调动积极性等，都是只行政性的改良而已。
而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才真正带有政治变革的意义，所以，从提出来当现在，经历了多次反复，难以成就。
如，设置预防贪污局，不仅无法事实上起到预防贪污腐败，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作用，而此机构与以前的反贪局很多只能重叠，导致冗员过多，机构膨胀。这个是不彻底的，基本效果不会很大的改良。
而越南的总书记的差额竞选，则可以通过选择，权力的更换，来起到党内权力制约和监督的作用，这个是才是彻底解决权力来源，权力监督的改革。
出现这种状况，不仅有既得利益阶层对实质性改革的阻挠和地址，从操作者方面来说，也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所以，政治体制变革，才会步伐小，启动慢。但是，时世所趋，民心所向，都将迫使中国未来启动政治变革。近年来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亦给予了政治体制变革以强烈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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