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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贾庆林的“六上”经看中国“政协”性质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所作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政协职能“六上”经，披露了“中国政治协商制度”，是为党和政府服务的本质。贾庆林说，“必须把人民政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谋划和开展，自觉与党和政府目标上同向，工作上合拍，行动上一致，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帮得上忙、管得上用。”这短短一句话，贾庆林一连用了六个“上”字，因此本文将其概括为贾庆林的“六上”经。
贾庆林春节前曾在中共理论期刊《求是》撰文指出：“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筑牢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等各种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不断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贾庆林强调的“六上”经，就是他所谓“筑牢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等各种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的政治目标和落实党主导下的新时期政协职能的角色定位。由此可见，贾庆林工作报告“六上”经直言不讳地泄露了政协的花瓶本质和为党委、政府服务的关系谜底。贾庆林的这一“六上”经提法，较之其前任李瑞环倡导的政协要“尽职而不越位、帮忙而不添乱”更露骨地否定了政治协商制度的平等原则与监督职能。
正是在此“六上”经的引导下，才会出现今年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在接受中广和网易采访时说自己参加两会“从不添乱”。她以“爱国”为理由，媚态百出地说：“在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她认为目前这个阶段，“要是你想不出比它更高的招，你就应该拥护”。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也承认他没有投过反对或弃权票。王震之子、曾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多年的太子党王军委员，则在被凤凰网记者问到所关注的问题时，竟说“我啊，我是来听一听，来学习的。”倪萍类如此两会言论，足可与川震后余秋雨“含泪劝告”式的媚官，和王兆山“党疼国爱”式的肉麻相媲美。他们如此“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虚假累人语录一出，立即导致舆论唾弃，网上恶评如潮公众群起发难“只投赞成票的委员不合格”。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政协的“花瓶”本质，主要表现在其委员开会时的“三手”局面，即“见面握手，听报告拍手，表决举手”。在中国特色“政治协商”这道乏味的“大餐”上，为那些“住进宾馆吃好饭”的委员们，准备的全是“六上”经话题，而真正需要“政治协商”的话题，诸如“六四”、政府查禁《零八宪章》、批判普世价值、政治改革、侵犯人权、社会不公、言论自由、右派赔偿等话题，则统统都被消音。中央电视台新闻台去年3月2日现场直播政协年度会议发言人赵启正举行的记者会，当美国之音记者提及有关“六四”死难者家属向“两会”代表和委员发出公开信问题时，赵启正立即沿用“官方定论”来回避问题，即使这样，在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直播与发稿中，还是都被删除了。因此政协委员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提交的提案，也只能全是一些经济、民生的事物性问题，而涉及有关政治问题或重大政治事件的处理，政协委员大都三缄其口，自觉回避。因为，政协委员们对亲爱的党需要他们提什么，不提什么都是心知肚明的。由此看来，中国“政治协商”应改名为“琐事协商”才名正言顺。
记得，前年中共中央专门就政协地位作出决议，称人大的选举民主和政协的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为此官方媒体曾把政协会议延长，宣扬成同样重视政协和人大的会议；而官方文本也在政府和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工作报告中，加入了请政协委员提出意见的语句；并在形式上由政协出面对口接待到访的外国上议院来宾。对此不少海外媒体曾产生幻想，中国花瓶政协能否成为实质性的上议院？关于这个话题，近10年来大陆本土也多有关注，有关政协改革的呼声不时响起，很多政协委员希望政协能恢复建国初期的那种意义，其中也不乏要求把政协改造成复议人大通过各项法规的上议院性质的声音。
众所周知，西方实行议会制的国家，他们的议员都是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的。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选择组成人员；是为中国共产党政治统治服务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国特色的这种政治制度，始终决定着中国政协的产生方式与性质。在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系党的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或常委都是退休前的中共高官和各大政治花屏党派首领，对这些人员的组成与选择，都要在中央政治局上平衡决定，其委员也要中央统战部批准；而省政协委员要先由省委统战部确定名额，再报省委批准。这种成员产生方式，必然导致其开会时“见面握手，听报告拍手，表决举手”的局面。只要中共政权本身不改变性质，就不可能从体制上改变目前这种政协的功能，那种期望中国政协会向西方议院发展的想法不太切合实际。
仅从名称来看，中国政协也无法充当立法机构，因为“政治协商”这四个字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由“鼓掌机器”变为“表决机器”。中国的政协是非权力机关，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更多的仅是一种政治荣耀的摆设，套用鲁迅的话说是个“帮闲”角色，所以只能是拍拍手。自1989年12月中共正式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来，所谓“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制度就已经形成。八大“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关系就是“只讲合作（更准确地说应是服从），不讲竞争”。他们虽也象征性的在政府中占有一些虚职，但都远离权力决策层，被称其为中共最高层的“面子工程”；是装点一党领导政治协商制度橱窗里的八个政治花瓶；是衬托中共一花独艳的八片绿叶。而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章程规定，政协功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以及参政议政。这从文本上看，政协不仅是个智囊机构，同时也是一个监督机构。然而，政协事实上只有一项智囊功能得到了帮闲式的应用，即通过调研、提案来献言献策，而其民主监督的功能，则早已被阉割掉了。
如今，贾庆林工作报告中的“六上”经，不仅要全国政协的目标、工作、行动全与党和政府一致，而且还要根据对党和政府的需要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帮得上忙、管得上用”。如此一来还会有谁胆敢发出异议之声？还会有谁对党和政府批评监督？这就是当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对中国特色政协的服务与抬轿脚色的最新揭秘。据此而论，世人对现行中国政协性质的解读应该不会再有幻想与歧义了。
正是有这样的帮闲制度，眼下发生中国特色的“官逼民疯”：“两个月内出现六起校园血案”；深圳富士康五个月内出现“九连跳”，以及民众上访大军频频来潮、八面围堵，群体事件层出不穷，井喷爆发一点也不为怪。这其实正是温家宝总理所言的“深层原因”之一，而且这样的原因正在向中南海预警。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及《百家讲坛》杂志官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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