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建设可能面临的危险与对策

 

（本文系作者2010年5月17日上午在北京党校司局级民主政治培训班上的讲座节选）

 

解读中国的发展奇迹，中国政治文化有“四大优势”：集中效率优势、政治组织优势、制度创新优势、文化包容优势。但四大优势本身也隐含着四种危险：权力腐败、资本专制、威权复活、自律迷失。这四大危险暗含着中国政治发展可能发生的四大危机：体制的合法性危机，政权的公正性危机，法制的权威性危机，文化的共识性危机。

 

　　下面讲第二个大问题：中国政治建设可能面临的危险和对策。主要讲“四大危险”、“四大危机”与“四大对策”。

 

　　今年2月4日，我在“人民网”做访谈时，讲到如何解读中国发展奇迹时提出了中国政治文化有“四大优势”：“集中效率优势”、“政治组织优势”、“制度创新优势”、“文化包容优势”。这“四大优势”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没有的，也是中国发展奇迹的奥妙之所在。但任何事物都存在两个方面。中国政治文化的四大优势本身也隐含着四种危险：“权力腐败”、“资本专制”、“威权复活”、“自律迷失”。一是权力集中的体制也容易导致权力寻租和权势分利集团的出现。所谓“分利集团”这个概念及其理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提出来的，指在社会总的利益格局中，为本集团获取更多更大利益份额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利益共同体。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没有公共性，只有自利性。“权力分利集团”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概念。《人民论坛》2010年第02期（上)发表了黄苇町的文章《警惕权势分利集团挟持公权力》。黄苇町就是在2001年8月16日在《南方周末》第914期发表《苏共亡党十年祭》一文的那个学者，2002年又出版了《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求是》杂志研究员。也有的学者用“权贵资本主义”，比如经济学家吴敬琏、社会学家孙立平等都使用这个概念。二是政治服务于经济也在一些地方和基层出现了权力傍资本的倾向。一些地方和基层官员对经济发展政绩的依赖，对资本规模利税收益的财政依赖，往往形成了权力被资本绑架、政治被经济单方面决定，甚至资本和权力勾结，赚取超经济利润。比如一些地方对民营资本集团企业和房地产商的依赖，属于这种情况。三是制度创新的推进和可持续往往依靠人治。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事实上仍然是能人治政、能人政府。法治的推进带有很强的主要领导个人色彩。比如湖南的行政程序规定，因为有当时的周强省长以及应松年、江必新等三人的推动，2007年两会期间一次会晤促成了这个行政程序规定的出台。周强是西南政法大学民法硕士，1985——95年一直在司法部工作，官至法制司司长。又如深圳市前些年法治政府建设也做得相对有力度，是因为当时的市长许宗衡有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硕士学历。四是包容文化虽然为借鉴一切文明成果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但主导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还没有社会化为国民的自觉意识。一般社会大众满足于极端实用主义的世俗文化，货币崇拜和权力崇拜大行其道，尤其是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自律约束机制逐渐丢失，做人做事逐渐丧失底线，理想迷茫，人格逐渐矮化。

 

　　这四大危险暗含着中国政治发展可能发生的四大危机：体制的合法性危机，政权的公正性危机，法制的权威性危机，文化的共识性危机。

 

　　一、体制的合法性危机

 

　　我国目前体制的合法性如果发生危机主要来自三大方面：官员腐败失控、权势分利集团坐大、普选授权需求得不到满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邵道生先生把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尤其是中后期开始到21世纪初的腐败泛滥定义为“权力资本腐败”，不同于80年代中后期由于“双轨制”引发并限于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这一时期的腐败主要与资本密切相关，而且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1】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农村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城市拆迁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股市中“黑金操作的腐败”和“金融领域腐败”等等。权力与资本勾结形成“腐败利益共同体”，或称之为“权势分利集团”，腐败呈现一种集团化和社会化的态势。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和对官员的监督力度，一些腐败大案要案也被集中的揭露出来，如2002年有黑龙江绥化市“马德卖官案”，吉林白山市原市委书记王纯系列腐败案，安徽原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等系列腐败案。2005年我国发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后，2006年有上海陈良宇“社保基金案”、湖南郴州李大伦市委班子官商勾结腐败窝案。近年来反腐力度持续加大，被处理的腐败官员也越来越多，仅2009年就有19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落马或被判刑。（据已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5年间，共有35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刘志华、王益、陈少勇、米凤君、王华元、陈绍基、许宗衡、朱志刚、郑少东、皮黔生、康日新、宋勇、李堂堂、陈同海、孙瑜、黄瑶、黄松有、何洪达、孙淑义。其中重灾区仍是重点工程、土地和矿产资源开发、房地产开发、金融、司法等领域，创单笔受贿1.6亿元的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涉案金额达18亿元的中核集团老总康日新，都是在土地转让、重点工程中收受贿赂。目前，打击官员腐败的力度和官员腐败案发的频度都前所未有，这说明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已进行到相持阶段。

 

　　权势分利集团垄断行业利益、瓜分国有资产、侵夺国民利益目前也成为引发人们对体制合法性质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据黄苇町的看法，“权势分利集团”主要指三类群体：“一是部分垄断行业、企业领导人员，利用其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个人利益。二是少数党政领导干部，把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市场化，通过各种途径设租、寻租。三是某些有背景的家族企业，利用权力优势破坏市场规则，攫取超额利润；有些‘草根’出身的企业家，也通过重金收买权力来获取资源优势。（如国美老总黄光裕）”【2】又据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一些国有垄断企业，不仅挟持国家的价格政策，垄断市场定价权以攫取“超额利润”，同时，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国企利润游离于预算之外，既不用上缴国库，也没有兑现转化成国民福利。又比如目前民怨沸腾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3】胡星斗教授在博客《中国房地产真相》一文中提到一组数据：中国的房地产对GDP的直接贡献率，2006年就高达10.74%，间接贡献率11.50%，综合贡献率超过20%。譬如杭州市一年卖地一千多亿，而它的地方财政收入仅520亿。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政协递交了一份名为《我国房价何以居高不下——房地产开发的总费用支出一半流向政府》的大会发言稿。据这份发言稿的数据，对9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比例为49.42%，上海达到64.5%，也就是说房价的一半以上成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可能有水分，上海市长韩正提出质疑）。又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清华大学做的一项专题报告中说：2005年他让他的博士生专门做了一次调查：在北京、上海和福州做了三个案例研究，结论都差不多，在房价中，房子土地和建筑成本占50%，政府税费占20%，开发商占30%。”“这30%里有一部分，是开发商最不愿意公布的，说白了就是行贿的费用。”又据2010年3月20日《21世纪经济报道》：我国国内消费占需求结构的比例，之所以从1999年以前的50%以上下降到2007年的40%以下，储蓄率则从40%以下上升到50%以上，罪魁祸首就是房地产在居民消费中所占比例太大。“合理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联合国制定的标准是3：1，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达到40：1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尹中立认为，从1999年至2009年，（住宅销售收入共计14.31万亿元，将此数乘70%得10.02万亿，）房改后的11年里政府和企业通过住房从居民手里拿走了10万亿财富。这是我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即消费占需求比例过低（中国30%多，发达国家如美国占70%多）的主要原因。

 

　　的确，目前房价疯长的背后，不仅有开放商的贪婪、更有政府腐败官员的保护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银行等金融业与开发商的利益捆绑。时至今日，中央出台了“国十条”，地方政府也出台了非常严厉的调控政策，北京等地的房价为何仍降不下来？这是因为一些房地产商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抬高或坚守房价、捂盘和囤积土地，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地方政府、借贷或投资银行与房地产商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共同体，他们所从事的产业是最为保险的只能获取暴利而不存在经营风险的买卖。这是典型的钱权捆绑。孙立平教授把权力与资本的勾结叫做“社会衰败”。他认为腐败尚可救治，衰败就没得救了。“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4】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占据并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和国民资产，这样的“权势分利集团”不仅严重的侵害了国民利益，也严重的削弱了人们对现有体制的信心。【5】

 

　　对体制的合法性产生质疑的第三个因素是普选授权民主需求的不断增长。有人现在仍坚持老子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帝王思想。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就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如果我们党不能保持先进性，尤其是老百姓认为你的执政与别的政党执政也没有实质的区别，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就是一种职业，跟市场似的为了个人捞好处，升官发财，那为什么你的执政就不需要人民普选授权呢？所以，普选授权目前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话题。不要一提普选，就说成是资本主义民主，普选与资本主义民主恰恰不应该划等号，恰恰是共产党人的主张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早在共产党执政的延安时期，民选政府不仅是共产党极力推行的政治主张，而且在实践中把推行民主看作是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共同抗日的唯一方式【6】。当时的口号是：“民主政治，选举第一，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革命。”人们通过票选、豆选、烟头烧洞等各种方式选举自己满意的政府官员。”【7】现在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许多人怕普选，为什么？深层次的权力垄断和利益纠葛是什么，大家心里谁都清楚。改革开放以来，以普选的方式产生政府，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仅在学界而且在许多地方和基层也成为一种改革探索和呼声。其中尤以四川和江苏的推进力度最大。四川从90年代末就开始在全省的一些地方探索公推直选和公选直选乡镇党委和政府领导的试验。江苏省自2003年以来，也积极探索党政领导干部的选任如何扩大民主参与。据《新华日报》2010年4月27日报道，从2000年以来的10年中，江苏省迄今进行过4次大规模公选，通过竞争性选拔方式产生的干部已达10万人以上。其中，8840人通过公开选拔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包括140多位“市厅级”和340多位“正处级”。竞争性选拔领导干部已成为常态。但这些竞争性选任干部毕竟限于个别地方县乡一级的创新尝试，一是没有形成国家的选举制度；二是干部选任在大多地方本质上仍实行的是上级委任制。我们不搞多党制或两党制，但我们不能不搞普选，只是普选的形式需要创新和符合我国的国情。我主张“三票制——科举、荐举、选举三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