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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中国，只有X个人敢说真话
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只有三个人敢说真话”。文章说，自康熙时起，中国就已有人吸雅片，那时离林则徐出生还有一百多年，然而，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直到道光年间，才有黄爵滋、许乃济、林则徐等3人提出禁烟。于是作者感叹，堂堂中国，只有3个人敢说真话，这就注定了禁烟必败。
由此想到另一篇文章，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七位数的知识分子和六亿人口中，只有吕荧一人，仅此一人，没有第二人，敢于在全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会议上，面对大会对“胡风反革命”气焰高涨的声讨，英雄般地站出来，为后来事实所证明了的诬陷声辩：“胡风不是反革命”！记得那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六亿一人”。
一个说的是吸雅片，一个说的是批胡风，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却有相同的旨归，反对说假话，而且可以抽象为一种句式，就叫“堂堂中国，只有X个人敢说真话”。我知道，这叫极而言之。上述二文的作者，表达的是对说假话而不说真话的切肤之痛，希望能引起国人的高度关注，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因而，尽管他们用了全称判断，尽管谁也无法就上述话题在“堂堂中国”作普查，我也不会以为这是危言耸听。
我想说的只有一点，在说“堂堂中国”之时，还须考虑到国民的发言权和知情权。
前一例就与发言权有关，或者叫做话语权力。中国的官场容易扭曲人格，有胆有识敢说真话的人倒往往就在草野民间，但在康熙乾隆咸丰道光的金銮殿上，能有他们的发言席和发言权么？即使他们曾为禁烟慷慨陈词，也犹如投石击水，很快就会被淹没，于是也就难得见之于史。然而，没有见之于史的，并不等于从未出现。所以，按照文章提供的事实，只能说是从康熙到道光的文武官员，只有林则徐等三人敢说真话。说是“堂堂中国”，心里恐怕是不很踏实的。
后一例又与知情权相连。公开不公开且不去说它，就是识字教育的普及程度，也能束缚了国民的知情权。1955年的中国人，能知道“胡风案”的，极有可能也就只是官场中人和知识阶层。“六亿人口”之中，农民占了五亿几千万，知道鲁迅的尚且寥寥无几，哪里就知道胡风是何许人，更不知“胡风案”为何物，他们没有义务承受“不敢说真话”的责任。工人与一般市民之于“胡风案”知情度大致也差不了多少，谈不上“敢说”或“不敢说”。所以，按照文章提供的事实，最多也只能说是知根知底的中国文人，只有吕荧一人敢说真话。
与此相类的还有一例，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表决时只有陈少敏一个人不举手，能说堂堂中国，只有陈少敏一人不说假话吗？恐怕不行。我那二姑，“文革”之前并不知刘少奇何许人，“文革”期间刘少奇成了“国民公敌”，她才知道原来农民能有自留地，还是托了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的福，于是就说刘少奇是好人，要不，还得多饿几年肚子呢。我相信，这样的中国人大概不会太少。
较之一般的公民，中国的官员与文人，无疑具有更多的知情权与发言权，然而，偏偏就是他们，在应该站出来说真话的时候，却往往令人沮丧地缺席，很充分地显示出“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的劣根性。就历史渊源而言，这或许是专制主义的副产品；就现实作用而言，它又能使专制主义的残余籍此得以苟延贱喘。假话所以连绵不绝，他们确实难辞其咎。
我很理解用“堂堂中国，只有X个人敢说真话”此类句式说话的人，内心沉痛之极，才会极而言之。但我以为，在极言之时，最好也能慎言，不要动不动就搬出“堂堂中国”。要不，不仅会诬了一国之人，而且还会让真正该负说假话或不说真话之责任的人，尤其是那些明知内情却昧着良心说假话做假证的人，在“堂堂中国”的遮盖之下从道德与良知的法庭上溜之大吉——
是“堂堂中国”啊，关他们屁事！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及《百家讲坛》杂志官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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