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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姓为什么勤劳而不致富？
前不久我跟一些学者讨论自由工会权利和罢工权利的话题，他们说富士康提供的条件、工资收入比其他外资制造企业或是民企还是好很多。这是必须要承认，同时也要表扬的事实。但我要说的是，不要脱离开整个社会背景来看问题。加入富士康做工人的这些农民工，局部来看，他们如果不喜欢可以辞职离开。在微观层面，市场交易的成分是非常强，自由契约的性质也明显。但如果放在整个社会环境看，为什么有这么多农民工?为什么这些农民工的谈判地位这么低?就是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不能像城里人那样去竞聘其他工作，只能做三等公民，只能在富士康，或者比富士康更差的制造业企业中做选择。只有将城乡差别进一步减小，他们才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的谈判地位才会更高，总体待遇才能提高。
1995年时国企职工的人均报酬是人均GDP的1.1倍，但是2002年之后，随着“国进民退”程度上升，国企的收入基本一直在上升，按照人均GDP增速的同样水平在增长。但集体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均收入维持在人均GDP的0.8倍。到现在，国企职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体企业人均收入的2倍，这个收入差可以看成是国企就业岗位的溢价。
由于城镇户口制度、身份的差别，即使所在行业一样，但收入差距仍很大。经济的不自由、迁徙的不自由，所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使农民工跟富士康等企业谈判、议价时所处的地位非常不一样，让农民工没有其他选择。
此外，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的表现，还可从行政管制的角度来理解。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在行政管制方面都有很多歧视性政策，由此带来劳动者选择空间、谈判地位的大差别。尤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对于加强管制，政府运用权力进行扩张比以前的空间大了很多。
以粮食安全为例，前段时间大蒜价格猛涨，要国务院出面，由发改委将大蒜价格管制起来。这令人无法理解，这和粮食安全并没有太大关系。我老家湖南茶陵生产很多大蒜，是大蒜特区，如果大蒜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的话，对我老家的农民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粮食安全”以及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就限制了大蒜价格。其实，像大蒜这样的东西，政府根本没有管制价格的理由，因为它跟大米、麦子、玉米完全不一样，即使一个月不吃也死不了，和粮食安全没有联系，但是政府也要去管。退一步来说，即使有粮食安全的问题，价格自由上涨也可以激励农民多生产，实现未来的粮食安全。目前的举措是逼着更多农民放弃种田，逼着更多农民变成农民工，都去富士康竞争找工作，让每个农民工失去谈价的地位。
从本质上说，为了粮食安全限制农民的种植选择空间，同时又逼着他们以低价卖出农产品，这是侵犯农民的经济自由，牺牲他们的权益，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跟原来农村和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
征税过多既不利民富
也伤害内需
劳动收入增长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征税过多。政府所得和开支太多，必然会妨碍劳动收入的增加。
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做研究，发现政府开支有增长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年增长6%，增速要比GDP增速高出0.8%。而政府开支没减少反而增加的国家，他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左右。
中国的情况同样也能说明这一点，特别是今年前5个月，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国家财政税收同比增长了30.8%。过去四五年，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速是GDP增速的2到3倍。GD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越少。从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国家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6.7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倍，而农民才增长了1.2倍。
1978年，整个国家的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1995年时下降到最低点，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确确实实在往小政府方向发展。但是到2009年，我计算了一下，财政税收是3.9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里做的计算只包括预算内的财政收入，还不包括土地销售得到的收入，也不包括那些国企赚到的利润。
如果以农民的纯收入作为基数，2009年财政税收接近6万亿人民币，等于是13.8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整个中国的农民数量还没有那么多，这本身更说明政府得到的钱是多么的离谱。
如果征税权力不受限制的话，最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继续下降，就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国有资产和国企股权使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绝大部分由政府独享，老百姓享受不到该有的财富效应。国有经济体制是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很低的根本原因。
而在美国，其民间消费占GDP比在同样的六十年内一直是上升，政府开支在下降，和中国正好相反。
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宪政改革，不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制约，不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那么，政府得到的只会继续越来越多，民间得到的会越来越少，劳动者的所得份额只会越来越少。没有政治改革、民有化改革，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的话，就意味着不仅仅更多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额也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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