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天下的大国姿态
唐朝建立之初，北有东突厥，西北有西突厥，成为唐之强敌和唐交通西域的障碍。历史注定，这个伟大帝国要屹立于东方，成为当时世界瞩望的强国，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奋斗。
对于突厥，唐采取远交西突厥、近攻东突厥的策略。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唐将李靖统军出征，击灭了东突厥，颉利可汗被押送到长安，唐朝声威远及异域。这一年，“西北诸番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意为可汗之上的可汗）”。对于这前古未有之尊号，太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征求群臣的意见，群臣高呼“万岁”。于是太宗接受了这一尊号，对西域各国君王进行了册封。这“天可汗”的称号，不是唐太宗一人的荣耀，而是古代中国前所未有的一种世界大国地位的尊荣。
唐灭东突厥后，与西突厥展开了对西域的争夺。贞观十四年，唐将侯君集率军取高昌，西突厥畏惧不敢救，唐于高昌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二年，唐军击平龟兹，移安西都护府于此，置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个军镇，唐朝取得了西域控制权。这一年，西突厥五咄陆部与碎叶川西（今中亚楚河）的五弩失部内战失利，遣使向唐请降。随着唐朝政治上的日趋稳定、经济上的日趋繁荣和对突厥战争的胜利，唐朝在世界上的威望与日俱增。
丝绸之路复通，唐朝发展了与西域、中亚以及更远的南亚、西亚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它的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很快便对当时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到中国去，学习汉文化，成为东亚日本、新罗以及中亚诸国士人的共识；到中国去，获取精美的丝绸从事转手贸易，对于中亚、南亚、波斯的商人特别具有吸引力；唐朝文化开放，各种宗教兼收并蓄，所以世界各地的宗教徒都希望到中国传播他们的信仰。于是国使、留学生、学问僧、商旅纷纷奔波在通向大唐的陆道与海路上，到长安学习政治制度、儒释道、汉语以及唐人的服饰礼仪，把这些带回和传入本国，成为他们的神圣使命。
太宗不失“天可汗”的胸襟和风度，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和域外各族的关系上表现出大国姿态，一边注意吸收外来文明，一边慷慨大度地输出自己的文明。他统治下的唐朝向全世界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进入鼎盛时期。
在8世纪下半叶前，长安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都市，长安百万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籍居民大约占到百分之二，如果加上突厥后裔，会达到百分之五左右。在长安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随时可见中亚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入华译经传教的南亚僧侣、胡族出身而入仕唐朝的朝廷官员或番将、成千上万的太学中的外国留学生……他们相貌、服饰、语言、习俗不同，但都和长安人一样，共同享受这伟大帝国的繁华。
入华外国人可以在这里担任官职，可以经商置业，可以带兵打仗，可以娶妻生子（只是不允许将中国妇女带出境外），像今天拿到了美国绿卡的人在美国生活一样，他们在中国，跟中国人一样生活，甚至比今天在美国的外国人享有更多的尊严、权利和自由。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太宗之后，唐朝历代皇帝对周边民族和域外各族基本上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因此，唐朝诸帝始终享有“天可汗”的地位和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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