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一切都“照过去方针办”,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论定“四人帮”是“极右派”,有两个紧迫的、群众呼声甚高的问题又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
一、如何看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如何看待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因为邓小平最后是被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下台。如果为邓小平平反,也就势必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仍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不仅对邓小平在1976年10月10日写给他的信置之不理,而且提出还要继续开展“批林批孔”和“批邓”。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可以说是华国锋上台后的“施政纲领”。
不久,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
本来,中共中央设有宣传部。毛泽东在1966年3月批评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还指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 “文革”中被“砸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关进秦城监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顾忌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未敢恢复中共中央宣传部,而是成立了“中共中央宣传口”。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口”由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五人组成领导小组,由耿飚牵头。内中,耿飚被称之为“口长”,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则为“副口长”。这种“口长”、“副口长”之称,是“史无前例”的。
耿飚是叶剑英点将前来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当然担任“口长”。
朱穆之自1972年9月起便担任新华社社长,是“老宣传”,担任“副口长”驾轻就熟。
华楠是解放军报社社长,同样是“老宣传”,而且代表军界,所以也是“副口长”合适人选。
王殊如前所述,由于耿飚是外交界领导,把王殊这位驻德大使调来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出任“副口长”也理所当然。
李鑫则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有着错综复杂的经历。他担任过康生的秘书,康生去世之后,他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关头,曾向华国锋做过建议,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
由“中共中央宣传口”下达的文件上,常署“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并王揖”。
王揖不是“口长”,也不是“副口长”。王揖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这“并王揖”,表明他也是“中共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成员。王揖在当时实际上起着秘书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任命。
既然“中共中央宣传口”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很自然地,人们关切地问起对于邓小平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宣传口径。11月18日,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汪东兴在拘捕“四人帮”时起了重要作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汪东兴权重一时。汪东兴成了华国锋的副手,海外报刊称之为“华汪体制”。汪东兴变得如此举足轻重,还由于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了解中共高层机密。汪东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一次会议这么说过:“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汪东兴这次讲话的主旨是“双箭齐发”,既举起左手高呼打倒“四人帮”,又举起右手打倒邓小平。
汪东兴说:
“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
“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
这里所谓“三个正确对待”,是华国锋提出的。华国锋要求干部们“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追根溯源,这“三个正确对待”,也不是华国锋“发明”的。在“文革”中,毛泽东曾要求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因为干部中很多人对于“文革”表示不理解,对于群众性的批判也不理解,所以毛泽东要求他们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同时也就需要正确对待自己。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仍照搬“文革”一套,要求干部们不要抱怨“文革”,不要抱怨群众,要正确对待自己,所以又重提“三个正确对待”。华国锋重提“三个正确对待”,是因为有的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如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他们要否定“文革”,这是华国锋所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华国锋要求这些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汪东兴还说:
“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
“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汪东兴还非常坚决地表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平反。
照汪东兴所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然要继续开展下去。
汪东兴认为电影《决裂》还可以继续放映——《决裂》是“四人帮”炮制的“批邓”电影。他认为,“朝阳农学院”还可以继续办下去——“朝阳农学院”是“四人帮”树立的“教育样板”。
汪东兴说,这些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指示过的”,所以“照过去方针办”是不会错的。汪东兴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华国锋的意思。
会议作出《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确定三个宣传要点:一、突出宣传华主席;二、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意义;三、彻底揭批“四人帮”。
1976年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三个坚持”,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三个坚持”,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文革”理论的核心。
6天之后,1976年11月30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部长。吴德在会上发表了关于“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讲话。
吴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吴德用这么奇特的逻辑谈及“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拘捕“四人帮”也是“错的”,因为“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能反“四人帮”!
吴德还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样,吴德硬是要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搅在一起──尽管邓小平和“四人帮”是完全对立的。“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无非想既批倒“四人帮”,也批倒邓小平。
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华国锋说:“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多月,不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吴德,他们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讲话,无非是华国锋1976年10月26日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所说的四点“施政纲领”。
大起大伏的1976年终于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