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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是成功的群众运动吗？
“三反五反”坦白检举联络站
编者按：本文的作者是有感而发，文中提及的两篇登在“知名度相当高”的刊物上的文章亦是有感而发。也许是时下“反贪反贪，越反越贪”的困局，令后者不由得怀念起早年那场雷厉风行的“三反”运动。
毛泽东进城时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毛的本意大概是说，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权决不同于落后的农民政权。但他后来的作为却让人联想起同样是造反起家的朱元璋。海外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曾责备明朝统治者没有“数目化管理”。与朱元璋相比，同样是大规模肃贪开杀戒，毛泽东的“先进性”就体现在“数目化管理”上。
面对如今遍地贪官的局面，坊间流传着一个段子：“Ｘ级以上的干部，挨着个儿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有漏网的”。这种“数目化管理”在百姓那儿是戏言，要是统治者这样想、这样做就麻烦了，因为“天子之怒”的直接后果就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人们总认为在“三反”中，毛泽东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其实他很可能心中有底，不过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大人物而言，那些活生生的人不过是些可随意增删的“数目”而已。
进城以前，毛泽东就已经认定“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是中共最大的威胁。其实腐败问题并不是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专利，它发自人的本性。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清朝的官员、古罗马的贵族、现代农民……”，他们的贪欲“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专制帝王同官场腐败始终在徒劳地搏杀，甚至不惜剥皮揎草、抄家灭门，其结果也不过是此消彼长，时清时浊。
市场经济也不必然产生腐败，“市场经济”（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加上专制体制才必然导致腐败。在“权大于法”的人治社会里，人们无法监督和遏制公权力的滥用。用无限的权力攫取有限的社会财富，是收益无限大风险无限小的对全体公民的打劫。这种“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种纵容和鼓励贪欲的体制，与成熟的民主体制下发生的腐败现象不同的是，这种腐败是制度的腐败。
难怪在共产党“进京赶考”和“三反”运动四十多年后，当社会主义祖国的干部进入回归后的资本主义香港，港人大为紧张，有人甚至惊呼：香港是中国这个大厕所的水箱，千万别把它弄坏了！他们反倒害怕起“无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来了。
如今的中国，似乎又陷入了反腐怪圈：搞运动固然不是办法，不搞运动也没有办法；宣传教育固然早就置若罔闻，严刑峻法也根本不能杀一儆百。何况还有“维护形象”、“稳定大局”、“挽救干部”的欺世大言呢！
意大利古典法学家贝卡利亚说：“当某一弊端同一个国家的制度密切联系时，可以想象，清除这种弊端将意味着毁灭这种制度。”为苍生计，不搞运动固然是天大的好事。但问题的关键却不在此，正如本文作者所言，关键在制度。
在我们现今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不时会冒出一种正误错位的颠倒歌。因为说谎惯了，掩饰缺点错误惯了，假的、错误的东西从耳旁滑过也没有什么感觉。这种刺耳的颠倒歌甚至还会流行不衰。对这些错误的东西，你如果要批评、要认真进行研究，要想找出真正的经验教训，却又被认为是敏感区，不准批评，批评了也没地方发表。这真是正做不做，豆腐放醋。
拿“政治运动”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多次明确表示以后不再搞了。但由于过去搞运动太多，习以为常了，至今回忆起来，歌颂总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多得多。可见拨乱反正真不容易。
比如关于“三反”运动，我就无意中看到过两个知名度相当高的刊物在重要位置上堂而皇之地刊登着鼓吹这场运动的文章。
其中，有一篇叫《毛泽东与“三反”、“五反”运动》，着力宣扬的是“三反”运动中大轰大嗡的群众专政的做法。歌颂这种群众运动如何大张旗鼓，如何像镇压反革命一样进行大查处、大惩治；歌颂领导如何亲自挂帅、严格督促，事无巨细一抓到底，雷厉风行；如何表扬先进、给动作迟缓者增加压力；如何不虎头蛇尾、不走过场等等。
另一个刊物的另一篇文章叫《苏北“三反”运动一瞥》，此文回忆了当地这个运动的全过程，说苏北“三反”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它谱写了党在反腐败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文章除了写到“放包袱”、千多次的大小会议、上百个“打虎队”和上百个家属“劝说组”到处“搜山捉虎”，各类漫谈会、“啦呱会”，以及为突击完成任务而采取种种的措施（实际上是过火行为）外，还罗列了具体的数字：查出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9512名，其中75人自杀、25人潜逃；2902人分别受到劝告、警告、撤消工作、留党查看和开除出党的党纪处分，4560人分别受到警告、记过、降职、降级、撤职和开除公职的政纪处分；有443人分别被判处机关管制、劳役改造和有期徒刑；余下的11607人免于处分。关于那些随便由机关所确定的各种惩罚暂且不论，单就一个地区就有上百人自杀、逃跑，有上万无辜者或本可免于处分的人被斗、被打，难道这就是值得歌颂的“光荣历史”？难道在提出″依法治国″的今天还要肯定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吗？
毛泽东决定搞“三反”，对治理国家的执政党来说，是重要的决策。但采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却是严重的错误。而搞运动被毛泽东当作治党治国的法宝，从延安整风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至死方休。他认为搞群众运动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实际上是在“运动群众”。“三反”运动可说是他开展运动的一个典型事例。让我们回顾一下具体的历史事实吧。
一、运动中的“数目化管理”
毛泽东在1951年11月20日到1952年5月10日半年多的时间里，亲自领导了“三反”运动，这期间他代中央、军委和以他个人名义起草有关文件、回答下面的请示、批转下面的计划和经验等大约185次（其中以毛泽东名义签发的130件，以党中央名义签发的51件，以军委名义签发的4件），现摘要选择一部分来看看他领导这个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
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高岗关于三反斗争的批语中有：要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引文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建国以来的文稿》一书，下同。）
——三反运动的“三反”就是这么来的，运动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11月30日在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批语中有：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这一事实，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2月8日代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有：应把这一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到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请注意，和镇反运动一样，运动还未开始就提出了这么大的预期指标。
1952年1月10日转发公安部报告的批语中有：哪一处公安机关（包括警察）的斗争比不上中央公安部，就是那里的领导人不行，方针和办法不对，必须立即加以检讨和改正。
——这对下面各级组织可说是严令，谁敢怠慢。
1月24日对西南军区简报的批语中有：每个大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老虎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80多只，今天就有150只，可能达到200只。
——这是第一次从上往下提出了估计的当然是主观的大得吓人的打虎指标。
1月30日对山西打虎数目的批示的批语中有：山西这样的省应有大小老虎1000个至1300个，其中应有大老虎100个至130个以上，我以为这个数目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此数。请各省市区党委根据自己的情况都作出一个打虎预算，报告中央局和中央。
2月4日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有：（一）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老虎106只，小老虎357只，我们认为是适当的，这是一个初步的预算，以后可以按照情况随时追加……（二）……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四）平原省武陟县机关已初步清出1000万元（指旧币，核新币1000元。下同——编者）以上的老虎18只，其中有一只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该县继续搜捉，还可能超过此数。此事应引起各级党委的严重注意。凡说县一级无老虎或很少老虎的应即以武陟县的证据驳倒他。（五）根据河北省香河县九个村的初步调查，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多者达到72％，少者占13％，平均33％。九个支书中七个贪污，九个村长中八个贪污，其中一个村干部独自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是个小老虎。凡说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当然不是说每个乡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六）接高岗报告，全东北计划捉大老虎500只，2月3日据报已增至2000只。军委直属系统早几天承认捉大老虎100只，昨天追加150只，共计250只……由此可以估计，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三千只。根据华北局的计算，其中应有大老虎10％以上……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上面提指标往下压，还要求下面做打虎预算，也就是在调查研究、核实证据以前自订主观的预期指标。更值得注意的是，列举了许多预计数字（未经核对，尚不知是否有夸大虚报）作为范例，对自订预算和上面往下压的预算，规定了下限，只允许上升而没有说不合实际者可以下降。这明显是单纯追求数字的瞎指挥。
2月4日关于增加打虎分配数目给谭政的电报中有：你们1月31日给我的报告所述对各省任务的分配数目都太小，是不合实际的，必须指导他们逐步增加……你们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这是要下面的领导向下分配高指标，层层往下压，并要不断增加指标。这是对现有计划尚无把握实现的情况下，无条件地盲目批评下面右倾，主观地强行要求下面普遍追加预算。
2月4日对华北区打虎计划的复电中有：你们这个报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至很高的程度……华北没有政府，华北军区系统也不如有些军区那样庞大，尚能捉虎这样多，其他大区，应当更多……总之虎数增多，证明认识进步，信心增高，劲头增大，请各同志一起注意。
——表扬高指标，硬性要求向高指标看齐，要求无条件地不断增加指标。不是要求下面根据实际情况制订计划，而是越多越好，越多越证明认识进步，盲目求多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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