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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未解之谜：事变当天周恩来身在何处
三、西安事变中神秘的地下联络处究竟起什么作用
刘鼎成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联络员后，就开始着手购买汽车，建立西安至保安的秘密交通线。随着大批重要干部秘密进入西安和众多秘密电台的相继建立，西安地下党的统一指挥已迫在眉睫。9月，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于是地下联络处随之建立，成为西安地下党的指挥部，也是周恩来到西安后的首选落脚点。
地下联络处首先解决西安与保安的电台联络问题。由于当时刘鼎以及其他在西安的地下电台功率都不够大，在收报时因为保安电台的功率大而不成问题，但在向保安发报时就经常受到天气或其他因素的干扰，致使电讯时常中断或模糊不清。为了建立高质量的直达通讯，联络处的地下室新建了一台配备燃油发电机的100瓦大功率电台，作为地下指挥部的中枢电台。保安派了曾三、林青、申仲仁等报务人员，来加强那里的收发报工作。当时刘鼎的电台只有一个报务员，叶剑英到西安也有自己的电台，也只有一个报务员。但地下联络处却要配备三名报务员，正好说明这部大电台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还是全天候工作的，从而保证了西安与保安双方信息的交流在任何情况下都快速畅通，难怪张国焘在回忆西安事变发生时说：“西安的电报如雪片飞来。”
王又凯在《父亲汪锋西安事变前的一次秘密使命》一文中说：“1936年8月，父亲和叶剑英、彭雪枫、边章伍、潘汉年、吴自立、刘鼎、刘克东等8人化装成南京大员，又回到西安。叶帅率领其他同志去做东北军的工作，我父亲率刘克东在杨虎城部队的阎揆要团团部设立了电台，直接和中央联络，先后受叶剑英和周恩来的指挥，在西安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可见事变发生时，西安地下党的众多秘密电台决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受地下联络处的统一指挥。
从西安地下党当时已经建立的指挥系统看，发生“兵谏”这样的大事，作为指挥权限与责职，最早向保安通报事变发生的应该是西安指挥台。但这也只是一个推断，最终揭开谜团，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从西安地下党完善的情报系统、优良的通讯设备和大批情报骨干云集西安的情况看，那种认为中共中央在12日白天并不了解事变真相，要到13日才了解事变详情的观点应该是站不住脚的
四、西安事变当天，与事变休戚相关的保安究竟有没有开会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保安的反应有些异乎寻常。
西安事变是一场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甚至世界的各个主要政治中心都忙着开会商讨对策，唯独与事变休戚相关的保安，就目前公布的史料中，无论是《毛泽东年谱》还是《周恩来年谱》，在这样重要的一整天，竟然没有记载任何会议。保安的会议居然要到13日上午才召开，这种情况既不合逻辑，更不合党的传统。如果说对情况不了解，那南京和世界更不了解。如果说等苏联指示，那13日上午也无法开会。
但有资料显示保安当天召开了重要会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大系》说：“中共中央立即在毛泽东住处进行了研究讨论。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后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人提议，给共产国际去电。于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发往莫斯科，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指出这一事件是根据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位一体’达成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请国际从速指示。同时，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给张、杨两将军的文电，对他们进行赞扬。”但该书没有提到周恩来。
另据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记载：“12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还说会议“决定由中革军委将蒋被扣一事通知各军团，令各军团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刊登了发报日期为1936年12月12日的《军委主席团电》，内容共两条：通报西安事变的详情；令各部准备待命。
再据《西安事变新探》一书认为：保安接到张学良的文寅电，“他们立刻就作出了反应，一面于中午12时将张学良的来电照转共产国际书记处，一面迅速提出应当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区别对待。”
再据《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的记载：“12日晚24时，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了对事变的紧急处置意见。”电报的名称是“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中我方步骤问题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日）”。
那么12月12日这天，保安究竟是没有开会，还是开了会至今没有公布相关资料？尚不得而知。
五、西安事变当天，周恩来究竟在哪里
陈立夫说事变当天周恩来在西安，暗指这一事变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与中共交涉时，我方代表是我和张冲，中共派代表是周恩来，这项谈判，必须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参加，那就是潘汉年。”“后来，周、潘二人由我们招待至南京居住，由我直接和他们谈判，使他们更为放心。经多次磋商，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就想回延安复命，我命张冲陪他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学良再唱抗日高调，藉以保存实力。潘则留在京沪续洽，不料事隔几天，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为何？”
台湾《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6年12月10日也有记载：“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冲自南京到西安，准备去陕北（周与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在南京与陈立夫、张冲、张道藩商谈多次，不时往来京陕之间）。”
要证明陈立夫的回忆与《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的错误，唯一的办法就是证明西安事变的当天，周恩来究竟在哪里。
《周恩来年谱》的12月12日没有记载周恩来的具体活动。直到12月13日上午，才记载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并发了言。
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中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的那天晚上，保安举行群众庆祝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一个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斯诺没有提到周恩来。
共产国际派到红军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不确定地提到了周恩来:“我也参加了这个集会，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在他之后，就我回忆有朱德和周恩来的讲话。”不过李德已经记不清具体的日期，说集会的时间是“这一天或第二天晚上”。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在保安，却又说周恩来于12月13日到了西安。
叶子龙回忆把事变的首日电只交给了毛泽东，并不像通常那样，同时通知周恩来。
不管是陈立夫还是斯诺等人，单凭记忆在回忆数十年前的某个具体日子和具体人的活动时难免差错。
从现有史料看，既不能证明周恩来就在保安，也不能证明周恩来就在西安。看来，要证明西安事变当天周恩来的活动内容，仅仅依靠电报的署名或个人的回忆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具体的历史记载，才能最终破解这一谜团。
尽管西安事变还存在不少谜团，但作为历史的转折点又很简单，有些结论应该是可以取得共识的：蒋介石逆势而动坚持内战，只能是自作自受自取其辱；红军正当防卫顺势而为，既是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战，也是为了争取生存和发展；共产党最终礼送蒋介石并尊其为领袖，与蒋介石的誓灭红军形成鲜明对比；西安事变虽然对国共两党都是机遇，但对中华民族更是难得的幸运；西安事变作为秘密战线的杰作，注定众多出生入死的历史功臣只能做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
“我不认为少帅在中国还能挽救自己，但少帅发动的壮举必将挽救中国。”历史已经验证了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美国人雷纳德1943年在纽约出版的回忆录中所做出的预言。
（作者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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