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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耀邦不愿动华国锋”？
所以在1980年12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议决是否向党的六中全会建议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时，胡耀邦并未参加投票，而是提前出京到湖南，名义上是解释几次中央有关会议对华国锋问题的讨论意见。
当月27日晚，父亲和军队干部谭友林谈话完后，又找我谈话，提醒我和德国一名历史学者交往的言谈举止要多加注意。借此机会，我又问他“有关党的领导还有无更改的希望，……我不希望它成为现实”。父亲似乎又高兴了些，他的谈话，我是这样记录的：
他说还有希望，没有最后定，还可以再做工作。他认为最后（注：“后”字应为“好”）搞主席团制，职务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个人都是一票的关系。我们索性在最高的领导中，搞彻底的民主制，彻底的集体领导。（1980年12月27日胡德平日记）
说到他本人，胡耀邦接着说：
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这样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同上）
大家知道，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只有六位常委，那第七个人是谁呢？不言而喻，在胡耀邦的构想中，非华国锋莫属。
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我知道他找了很多党内同志讨论此事，直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他都为此构想努力。这些史料既印证和补充了赵紫阳的回忆，又能较好地解释为何他对华国锋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的思想根源，他对进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也坦诚表明了他“可以做更多的工作”的心愿。
当时，胡耀邦对华国锋之所以有这种态度，还有一段宝贵的历史原因可供参考。即1962年年底至1964年上半年，胡耀邦和华国锋共同在湖南湘潭地委工作，共同领导了那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俩人不论职务的高低，合作得很好。他们都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对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一次教育运动。评论运动合格不合格的标准，主要是看紧张的干群关系能否得到正确处理，农业生产能否有一更大发展，农村社会能否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俩人还都以毛泽东的学生互相勉励，1964年春，俩人和湘潭地委的部分同志还集体上了一次井冈山，到了黄洋界和“朱毛”当年生活过的居处。这一期间毛泽东还亲临长沙两次，找他二人座谈“四清”问题，并牢牢记下华国锋的名字。
因此，对华国锋在党中央主席位置上的去留问题，胡对华也有批评，但他不赞成说华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也不赞成说华是“坐飞机”上来的。他说：
“国锋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
胡耀邦对华以上的评述并不是全部内容，现在历史也要对胡的评述再做评述，但胡对华历史的介绍我认为还是公正的，因为对华认识的这一底线，有很多人并不认同，否定这些，我认为对党的事业非常不利，对华更不能丑化！
这次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选的变动距今已有30年了。我愿根据我所知所记的材料，将赵紫阳回忆的这一史料补充得更丰富些，把史料背后胡耀邦的思想活动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当时，胡耀邦不愿把人事问题放在第一位，而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能够一分为二看待华国锋同志，在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他希望华能继续留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并提出改中共的主席制为主席团制。这都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所表现出的眼光和品德。如果要说他还有什么做得不足不够之处，或有什么缺点？那我认为，就是他已经看到这种人事变动是步险棋，但没有更多强调这步险棋如不加警惕，也有酿成更大损失的可能性。再有，他既然提出了党中央的主席团制度，为何在党的十二大上不公开讨论一下这一制度呢？
历史，我说的是当代史，往往二、三十年就会有一次史料信息的大爆炸。我当时的态度、意见，现在仍然健在的邓力群同志也清楚，如他愿意，也可为我作证。我认为，史料的真伪及取舍一直是历史学中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激烈斗争的一个领域，一个分水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科学就是对社会发展问题，知其然又能必须知其所以然的一门社会科学。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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