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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如何走出对毛泽东的愚忠
九大以后，当时的中央要他揭发邓小平同志
1969年3月，我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当时“九大”刚开过不久，胡伯伯作为八届中央委员参加了“九大”，但没有被选为新的中央委员。我去看望他，他告诉我，“九大”之前和会议中间，有很负责的人找他谈，让他写一个“深刻的 ”检查，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仍然可以当中央委员。可是，他没有写这样的检查。他对我说：“禄这个东西要看透。如果为了禄出卖灵魂，活着有什么意思？长征的时候死了多少人，那时候哪里会想到能有后来的禄？我还能劳动，自己能养活自己。没有了禄，对孩子们有好处，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过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没有出息了！”
我很快知道了，当时的中央对他很不满意。“九大”之后，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一再逼迫他做检查，他一直顶着，没有写。原因不是他对自己挨整有抵触，而是因为他知道中央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检举、揭发邓小平同志。从1950年开始，无论是在四川，还是到北京，他一直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人家认为胡伯伯一定掌握有很多邓小平同志的材料，只是不肯同他划清界线。
1969年10月，胡伯伯和团中央的同志们一起到河南潢川县的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疗。1971年初，我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常去胡伯伯那里聊天。他极其生动地给我讲述干校生活，充满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的自豪和快乐，没有丝毫的愁苦。他拿出一份很长的干校劳动心得体会的稿子给我看，其中写到与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车往返二百余里运输物资的情景，以及他的兴奋、不服老、与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热心情，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如果这篇稿子现在还能找到，希望能有机会发表，因为它是展现胡伯伯人格的一篇珍贵资料。
在聊天中，胡伯伯告诉我，他在“九大”前后拒不检查的事还没有完，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仍在逼他写出检查，态度十分恶劣，但他仍然没有写。他已经下定决心，靠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度过晚年（这时他的肝炎已经治好）。但是，看得出来，政治压力让他很苦闷，这与他谈起干校艰苦劳动生活时的开朗欢快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很为他担忧，因为，在1968年夏天，一位非常了解内情的北大同学告诉我：1966年6月，陈伯达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想争取他与刘少奇保持距离，没想到邓小平把这封信交给刘少奇了，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严厉斥责了陈伯达，搞得陈伯达很狼狈，“刘邓路线”就这样开始引出来了。当时我从多种情况判断，这位同学讲的情况是真实可靠的。我看到胡伯伯直到1971年仍然在为邓小平同志受过，认为这样顶着对邓小平同志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保护意义。
经过反复考虑，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胡伯伯听后，默然良久，他明白了：他必须在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之间做出抉择。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肯做出这样的抉择，因为他根本不相信邓小平同志会反对毛主席。这时陈伯达已经垮台了，但我们都明白，对于邓小平同志1966年6月的行动，毛主席是不会原谅的。胡伯伯对禄位已经视若浮云了，但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对忠于毛主席的政治立场却看得相当重。无论从个人的经历，还是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上讲，他都不能对毛主席怀有二心。
过了几天，我又去看胡伯伯。他拿出一份检查稿让我看，写的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认识。在这份检查中什么具体材料也没有，只是讲以前对邓小平很敬佩，认为他沉稳、冷静，抓大事准确，现在看来是假象，等等。二三千字的检查，空空洞洞，只是写给毛主席看的一个政治表态而已。胡伯伯对我说：“不知道能不能过关，我只能写这些了，具体的事我确实一件也不知道，总不能捏造吧！”
检查交上去了，当然是不能让上边满意，军代表仍然坚持要把他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终因缺乏证据而未能得逞，不过在以后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暂日子，胡伯伯一直被当作异己分子而“靠边站”，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
林彪事件促成胡伯伯的思想飞跃和政治选择
胡伯伯政治态度的变化，发生在林彪事件之后。他一向嫌恶整人的人，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回避退让。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前，他曾告诉我，1965年在西安，西北局的主要负责人没有任何凭据便把新疆一位书记往死里整。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党内这样黑暗的事件，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没有想到，6年以后，比西安的斗争黑暗千百倍的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
这一次，胡伯伯思考得很深、很久。1972年初，他多次对我说：“‘文化革命’是个大潮呀，谁也挡不住！参加的人这么多，这么火热，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的？这里面应该是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的。我们中国有长久的封建传统，恐怕跟这个有关系。”“骄傲了，骄傲了，自以为了不得了。骄傲是要害死人的。”
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我是不让权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这些话我是当面听到的。”胡伯伯没有说这两句话是谁讲的，在什么时间、地点讲的，但我明白他讲的是毛主席。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话在胡伯伯的心里已经憋了很久了，他矛盾，痛苦，精神上受煎熬。胡伯伯在讲出这些话之后，长久地沉默不语。我陪他坐着，什么话也说不出，什么也没有问。27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6年之后的1978年，胡伯伯亲自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我知道，这场讨论的思想基础，他在林彪事件之后便开始逐步地奠定了。他从把毛主席当作真理的化身，把忠于毛主席当作自己的政治灵魂和道德标准，甚至在无可奈何之中坚持“愚忠”，转到用实践来检验毛主席晚年的思想与活动。
对于他来说，这一思想转变是极其痛苦、艰难的。毛主席与他之间，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领袖与下级的关系，毛主席曾经许多次亲手指点他如何工作，当面给了他无数的教诲。可以说，毛主席对他既有师恩，又有知遇之恩。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特别矜重道德节操的胡伯伯来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感情上，他与毛主席都存在着难以割舍的特别联系。
但是，面对林彪事件这样匪夷所思的历史悲剧，他无法不去深入思索这一事件所蕴含的政治与历史的意义，他无法不去考虑毛主席的责任。是对人民、对历史负责，还是仅仅对毛主席“愚忠”？敬爱的胡伯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他毅然选择了尊重实践、追求真理的道路。
1972年至1978年，他在思想上的追求与探索是极其真诚、极其坚定的，他用行动证明了，1968年9月他在逆境中那么热烈地向我讲述的对于理想、学说、事业的执着和向往，确确实实是他的人生写照！
胡伯伯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入思考，不仅导致他勇敢地发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无畏地平反冤假错案，更表现在他坚定地、以身作则地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原则立场上。胡伯伯是光明磊落的，他这样说，更是这样做了。他用自己的生命与数千年封建专制传统彻底地决裂了！
1971年，我在黑龙江的山沟里开始研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并由此逐渐涉入佛学领域，1976年11月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初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这时我已经调回家乡安徽省金寨县）。胡伯伯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工作，1973年曾对我粗浅的第一稿给予热情的鼓励。此时写出正式的论文，我首先寄给他请求批评。
12月8日，胡伯伯给我写了一封9页纸的长信，赞扬鼓励我，同时又非常谦和地指出论文的不足。（当时由于我的思想局限和政治上的顾虑，论文确实沾染一些“左”的思想色彩）在信中，胡伯伯着重讲述了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性，并且特别“谈到勇气”。我认为，这是此信最有价值之处，因为这是他在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之前一年多、毛主席逝世仅三个月、“两个凡是”已经初步形成的时候写下的，从中可以看出胡耀邦伯伯思想发展的脉络。
1989年以后，我的注意力渐渐地回到现实问题上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开始认识到胡伯伯在1972年就向我指出的中国封建传统的影响问题。随着认识的逐步加深，我明白了，在思想上，我的启蒙老师是胡耀邦伯伯！我明白了，在胡伯伯的思想中，原来也存在着封建传统的影响，但他努力地、痛苦而又坚决地一步一步摆脱，直到彻底决裂！
1987年春节，我去给胡伯伯拜年，劝他读读《资治通鉴》，他一挥手，说：“共产党人不读那些！我要重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当时我在心里抱怨他：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觉悟！五六年以后，我才认识到，不是胡伯伯不觉悟，而是比他年轻近三十岁的我思想更落后，更陈旧。胡伯伯此时不读《资治通鉴》，不是他轻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相反，他十分重视阅读中国古代典籍，《资治通鉴》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读过不止一遍。我想，识者能够明白他当时语境中蕴含的确切意义。我的胡伯伯是正大光明的，中国需要这样的政治家！
值此胡耀邦伯伯十周年忌辰，抛开个人因素的顾忌，敬谨发表1976年12月8日胡耀邦伯伯写给我的信。我想，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他，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本文写于1999年）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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