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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如何走出对毛泽东的愚忠
九大以后,当时的中央要他揭发邓小平同志
1969年3月,我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当时“九大”刚开过不久,胡伯伯作为八届中央委员参加了“九大”,但没有被选为新的中央委员。我去看望他,他告诉我,“九大”之前和会议中间,有很负责的人找他谈,让他写一个“深刻的 ”检查,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仍然可以当中央委员。可是,他没有写这样的检查。他对我说:“禄这个东西要看透。如果为了禄出卖灵魂,活着有什么意思?长征的时候死了多少人,那时候哪里会想到能有后来的禄?我还能劳动,自己能养活自己。没有了禄,对孩子们有好处,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过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没有出息了!”
我很快知道了,当时的中央对他很不满意。“九大”之后,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一再逼迫他做检查,他一直顶着,没有写。原因不是他对自己挨整有抵触,而是因为他知道中央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检举、揭发邓小平同志。从1950年开始,无论是在四川,还是到北京,他一直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人家认为胡伯伯一定掌握有很多邓小平同志的材料,只是不肯同他划清界线。
1969年10月,胡伯伯和团中央的同志们一起到河南潢川县的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疗。1971年初,我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常去胡伯伯那里聊天。他极其生动地给我讲述干校生活,充满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的自豪和快乐,没有丝毫的愁苦。他拿出一份很长的干校劳动心得体会的稿子给我看,其中写到与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车往返二百余里运输物资的情景,以及他的兴奋、不服老、与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热心情,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如果这篇稿子现在还能找到,希望能有机会发表,因为它是展现胡伯伯人格的一篇珍贵资料。
在聊天中,胡伯伯告诉我,他在“九大”前后拒不检查的事还没有完,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仍在逼他写出检查,态度十分恶劣,但他仍然没有写。他已经下定决心,靠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度过晚年(这时他的肝炎已经治好)。但是,看得出来,政治压力让他很苦闷,这与他谈起干校艰苦劳动生活时的开朗欢快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很为他担忧,因为,在1968年夏天,一位非常了解内情的北大同学告诉我:1966年6月,陈伯达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想争取他与刘少奇保持距离,没想到邓小平把这封信交给刘少奇了,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严厉斥责了陈伯达,搞得陈伯达很狼狈,“刘邓路线”就这样开始引出来了。当时我从多种情况判断,这位同学讲的情况是真实可靠的。我看到胡伯伯直到1971年仍然在为邓小平同志受过,认为这样顶着对邓小平同志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保护意义。
经过反复考虑,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胡伯伯听后,默然良久,他明白了:他必须在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之间做出抉择。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肯做出这样的抉择,因为他根本不相信邓小平同志会反对毛主席。这时陈伯达已经垮台了,但我们都明白,对于邓小平同志1966年6月的行动,毛主席是不会原谅的。胡伯伯对禄位已经视若浮云了,但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对忠于毛主席的政治立场却看得相当重。无论从个人的经历,还是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上讲,他都不能对毛主席怀有二心。
过了几天,我又去看胡伯伯。他拿出一份检查稿让我看,写的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认识。在这份检查中什么具体材料也没有,只是讲以前对邓小平很敬佩,认为他沉稳、冷静,抓大事准确,现在看来是假象,等等。二三千字的检查,空空洞洞,只是写给毛主席看的一个政治表态而已。胡伯伯对我说:“不知道能不能过关,我只能写这些了,具体的事我确实一件也不知道,总不能捏造吧!”
检查交上去了,当然是不能让上边满意,军代表仍然坚持要把他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终因缺乏证据而未能得逞,不过在以后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暂日子,胡伯伯一直被当作异己分子而“靠边站”,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
林彪事件促成胡伯伯的思想飞跃和政治选择
胡伯伯政治态度的变化,发生在林彪事件之后。他一向嫌恶整人的人,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回避退让。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前,他曾告诉我,1965年在西安,西北局的主要负责人没有任何凭据便把新疆一位书记往死里整。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党内这样黑暗的事件,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没有想到,6年以后,比西安的斗争黑暗千百倍的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
这一次,胡伯伯思考得很深、很久。1972年初,他多次对我说:“‘文化革命’是个大潮呀,谁也挡不住!参加的人这么多,这么火热,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的?这里面应该是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的。我们中国有长久的封建传统,恐怕跟这个有关系。”“骄傲了,骄傲了,自以为了不得了。骄傲是要害死人的。”
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我是不让权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这些话我是当面听到的。”胡伯伯没有说这两句话是谁讲的,在什么时间、地点讲的,但我明白他讲的是毛主席。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话在胡伯伯的心里已经憋了很久了,他矛盾,痛苦,精神上受煎熬。胡伯伯在讲出这些话之后,长久地沉默不语。我陪他坐着,什么话也说不出,什么也没有问。27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6年之后的1978年,胡伯伯亲自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我知道,这场讨论的思想基础,他在林彪事件之后便开始逐步地奠定了。他从把毛主席当作真理的化身,把忠于毛主席当作自己的政治灵魂和道德标准,甚至在无可奈何之中坚持“愚忠”,转到用实践来检验毛主席晚年的思想与活动。
对于他来说,这一思想转变是极其痛苦、艰难的。毛主席与他之间,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领袖与下级的关系,毛主席曾经许多次亲手指点他如何工作,当面给了他无数的教诲。可以说,毛主席对他既有师恩,又有知遇之恩。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特别矜重道德节操的胡伯伯来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感情上,他与毛主席都存在着难以割舍的特别联系。
但是,面对林彪事件这样匪夷所思的历史悲剧,他无法不去深入思索这一事件所蕴含的政治与历史的意义,他无法不去考虑毛主席的责任。是对人民、对历史负责,还是仅仅对毛主席“愚忠”?敬爱的胡伯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他毅然选择了尊重实践、追求真理的道路。
1972年至1978年,他在思想上的追求与探索是极其真诚、极其坚定的,他用行动证明了,1968年9月他在逆境中那么热烈地向我讲述的对于理想、学说、事业的执着和向往,确确实实是他的人生写照!
胡伯伯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入思考,不仅导致他勇敢地发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无畏地平反冤假错案,更表现在他坚定地、以身作则地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原则立场上。胡伯伯是光明磊落的,他这样说,更是这样做了。他用自己的生命与数千年封建专制传统彻底地决裂了!
1971年,我在黑龙江的山沟里开始研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并由此逐渐涉入佛学领域,1976年11月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初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这时我已经调回家乡安徽省金寨县)。胡伯伯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工作,1973年曾对我粗浅的第一稿给予热情的鼓励。此时写出正式的论文,我首先寄给他请求批评。
12月8日,胡伯伯给我写了一封9页纸的长信,赞扬鼓励我,同时又非常谦和地指出论文的不足。(当时由于我的思想局限和政治上的顾虑,论文确实沾染一些“左”的思想色彩)在信中,胡伯伯着重讲述了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性,并且特别“谈到勇气”。我认为,这是此信最有价值之处,因为这是他在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之前一年多、毛主席逝世仅三个月、“两个凡是”已经初步形成的时候写下的,从中可以看出胡耀邦伯伯思想发展的脉络。
1989年以后,我的注意力渐渐地回到现实问题上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开始认识到胡伯伯在1972年就向我指出的中国封建传统的影响问题。随着认识的逐步加深,我明白了,在思想上,我的启蒙老师是胡耀邦伯伯!我明白了,在胡伯伯的思想中,原来也存在着封建传统的影响,但他努力地、痛苦而又坚决地一步一步摆脱,直到彻底决裂!
1987年春节,我去给胡伯伯拜年,劝他读读《资治通鉴》,他一挥手,说:“共产党人不读那些!我要重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当时我在心里抱怨他: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觉悟!五六年以后,我才认识到,不是胡伯伯不觉悟,而是比他年轻近三十岁的我思想更落后,更陈旧。胡伯伯此时不读《资治通鉴》,不是他轻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相反,他十分重视阅读中国古代典籍,《资治通鉴》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读过不止一遍。我想,识者能够明白他当时语境中蕴含的确切意义。我的胡伯伯是正大光明的,中国需要这样的政治家!
值此胡耀邦伯伯十周年忌辰,抛开个人因素的顾忌,敬谨发表1976年12月8日胡耀邦伯伯写给我的信。我想,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他,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本文写于1999年)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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