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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修逼债”真相：中国到底欠下苏联多少债？
反“苏修”新闻展览照片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艺作品和非当事者的文章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
不过，如果翻阅一下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公开信，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若再研究一下改革开放后国家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又可看出当年中国所欠苏联债务数额并不大，三年困难时苏方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迟还债。
澄清这一事实，有助于人们正确和理性地应对内部困难，探寻深层次原因，并通过得力措施纠正化解，不能推诿于外部原因而回避自身责任。
中国到底欠下苏联多少债？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斗争中，苏联出于推动世界革命和保障自身东部安全的需要，向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供过无偿援助，抗战前期还向国民政府提供过3亿美元贷款。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不再算旧中国的欠账，也不再对华提供无偿援助，供货都要计价。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同斯大林议定了为数3亿美元的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其中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当时毛泽东在党内说明，对苏提出的款额较少，是因“多借不如少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近代中国因外债沉重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教训，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中国农耕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欠别人的钱。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虽同意提供，却以援朝要“共同负担”为名，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因财政困难无力马上付款，1950年11月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从中国入朝作战起，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对华贷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为弥补两国关系中的不愉快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也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的，不过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根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
中国对苏联共欠下的57亿元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算不得一个太大的数额，而且所欠的也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毛泽东为“争口气”提前还债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
此前中苏两国因有“兄弟般”的友谊，贸易上出现一些拖欠并未引起重视，关系恶化后，欠债问题便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
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从这年的年末起，毛泽东有几个月不吃肉，以表示带头共度难关。
虽然中共中央领导人要求尽快还债，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
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不过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出于各自战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终达成了共同宣言。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前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刘少奇访苏期间，米高扬曾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再派专家，苏联对中国还债问题也故意表现出了高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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