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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的伪军：活着是一种最漫长的酷刑
不过几个年轻人的保密工作做得并不好。被发现以后，一个小队长带着3个人来到了马骏站岗的岗楼，用枪指在他和战友的脑袋上。
投奔八路的计划失败了，被捕后的马骏等人被扔上船，驶向刘公岛监狱的方向。在船舱里，马骏和战友们都商量好了，谁也不能说自己想当八路军，统一口径说是因为吃不饱，所以不想干了，想回家。马骏说：“到刘公岛过堂就问我们，大家都是这一个口径，虽然受刑了，但也挺着不说，说了就死了。”
马骏不知道，在他朝着光明奋勇前进而又不幸落难的时候，整个伪军内部也在发生着寂静而又不容忽视的变动，只等被激化的一刻的到来。
共产党在伪军内部的思想渗透，像马骏一样的年轻战士的思想动摇，再加上伪军本身成员复杂，整个伪军的思想支离破碎。面对这些问题，日军加紧了对伪军的思想控制。1940年，汪精卫在宣传中日亲善的演讲中说：
现在共忧患，将来才能够共安乐，我在新年的时候高呼：新国运动万岁！新东亚建设万岁！中国自由平等万岁！东亚解放万岁！
施亚夫说：“实际上不可能共荣，因为根本没有平等，在战场上，日本人的营长指挥我们的团长，这就根本没办法平等。”
实际上，日军和伪军不仅不能达到平等，甚至对伪军相当残忍。身为新四军的易庆明在和日军的一次正面冲突中见识了日本人对待伪军有多残忍。老人回忆说，日本人作战不要伤兵，只要是负了伤、走不动的，他们就把汽油淋到伤兵身上，点燃了烧死。他曾亲眼看到一个伤兵向日本军官跪地求饶，大声喊：“太君，太君，我还能够打支那兵，你就别烧我。”
日军对待伪军的残忍高压政策，让很多伪军士兵都无法忍受，而这恰恰给共产党创造了有利的机会。新四军战士陈海峰的主要工作是争取白皮红心的维持会长。“白皮红心”是一种比喻说法，白皮指的是表面上忠于国民党，红心指的是内在倾向于共产党。那时候，能够争取的人就争取过来做两面派，陈海峰说：“我们教育他们，不管对待日本鬼子是白的还是黑的，但心应该是红的，大家都是中国人。争取过来以后，他们主要在日本鬼子那里，但是他们给我们送情报，敌人在哪里增加部队了，日本兔子最近要扫荡，准备调多少部队来，扫荡哪些地方。我们就都知道了，就可以准备了。”
1944年11月5日，刘公岛上的汪伪海军，因不满日军欺压和差别待遇，在练兵营卫兵队少尉队长郑道济、上士班长连城等人的带领下起义。此时蹲在监狱里的马骏，趁机逃了出来，投奔八路军。他终于找到了共产党的军队。马骏回忆说：“起义完了，我们逃了出来，连城告诉我们，如果这次不起义，不把我们弄出来，我们几个人就被枪毙了。我们才知道，原来自己是要被枪毙的。我们几个人捡了条小命。”
马骏到了根据地以后就开始学习，教导员每天早晨讲共产主义。教导员告诉他，共产主义实际上有许多内容和“三民主义”是一样的，“三民主义”讲民族、民权、民生，共产主义也讲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世界大同。马骏说：“我们慢慢地学，学这些道理，最后就通了。”改编后的马骏成了真正的八路军，他随着部队辗转到东北，解放了一座座城市，马骏自己也由一名班长，成长为新中国抚顺舰的舰长。
一直潜伏在伪军内部的施亚夫除了做情报工作，还暗中发展壮大着自己的队伍，比马骏起义更早的时候，施亚夫接到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叶飞的命令，定于1944年1月11日起义，但就在原定起义日期的前一周，计划不慎暴露，起义需要提前。
1月5日晚上，施亚夫和一个汪伪师长还在赌钱。天快亮的时候，施亚夫的部队集中了，当时如果没有司令部命令，施亚夫就出不了城。于是，正在和汪伪师长赌钱的施亚夫借机说：“算了，今天不干了，明天我再来报复你，把输的钱再赢回来。”离开后的施亚夫叫了汪伪师长的车子，谎称送自己回家，实际上是坐着师长的车子出城。出城时，车子被岗位员挡住，当时施亚夫就大骂：“师长的车子你都认不出来！”最后，坐在伪军师长的车子里，施亚夫一路到了根据地。篝火旁歌声里，施亚夫已脱去伪装，迎接他的将是新的身份、新的明天。
抗战胜利了，伪军去哪儿了？
随着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日军抽调部分在华军队，许多敌占区主要靠伪军维系。见大势已去，很多伪军从1944年起，开始纷纷撤逃或反水。任旭东老人说：“我们对伪军俘虏，只要是缴枪投降，就表示欢迎。他们大多数还是愿意参加八路军，有些不愿意的，我们就放他们回家，给他们开个路条。如果有人还想当伪军，我们也放他们回去继续当伪军。”
抗战胜利后，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国民党并未在后来的战争中获得胜利，国民党内有人认为，这与国民党军政部部长陈诚在日本投降后不主张收编伪军有关，陈诚也因此背负了骂名。其实八路军当时缺乏军费和物资，大部分伪军投降的首选是国民党，更有大量“明八路暗中央”的伪军，先假降八路，再大量叛变转投国民党。可见，并不是所有当过伪军的人都能像马骏一样，从此坚定地投人到共产党的怀抱。时为新四军的左勇说：“共产党收编的伪军后来全部叛变了，跟国民党跑了。对伪军来说，八路军算老几，人家国民党是国军，全部都是美式装备，我们穿得破破烂烂的，老百姓都看不起我们。”
汪精卫并未看到他建立的伪政府覆灭的那一天，由于1935年遇刺时，留在体内子弹引发的病情恶化，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后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随着日本国旗的缓缓落下，清算汉奸和伪军的时刻来到了。从1945年起至1948年，不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都没有停止对汉奸和伪军的审判。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有的人因为挺身而出而被赞扬，有的人因为随波逐流而被唾弃。
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此项工作主要是由军统特务机构执行。到1945年底，南京市奉命接受了军统局移送的汉奸200余人。1946年4月1日，国民政府司法部正式任命赵琛为高等法院院长，陈长虞为代理首席检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据统计，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终结381件。其中判处死刑14人，无期徒刑24人，有期徒刑265人。
（本文摘自《我的抗战：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崔永元制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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