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热心帮他人“摘帽”：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作者：戴煌来源：人民网发布时间：2011年03月09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导读】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没几天，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过问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1977年12月15日，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过问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冤案的平反了。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更知道：耀邦革命一生从未整过人，并对所有被冤整过的人满怀同情。

　　1932年，他十六岁，在中央苏区湘赣省委负责儿童工作时，被称为“AB团分子”，如不是少共中央局书记冯文彬及时而巧妙地解救，他险乎英才早丧。1942年在延安，他已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的夫人李昭也一度被康生捺下“抢救运动”的漩涡，耀邦自己也受到了株连。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回忆“AB团”往事时说：我那时还小，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实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时我比较胖，人们都叫我“小胖子”，但从那之后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现在也没再胖起来!

　　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所谓的共产党内也有“AB团”和延安“特务如毛”、必须在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中大搞“抢救运动”等等，都是杀人连眼睫毛也不眨一眨的康生之流臆断出来的。

　　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和这一出出自相残害的历史悲剧，促使耀邦早就暗立誓言：永生永世决不冤屈任何人，也不容任何人这样干!

　　1956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肃反运动”总结大会。作总结报告的，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西元。当刘西元讲到“肃清反革命”的曲折过程时，坐在台上报告人后面的胡耀邦突然立起身，大步走到台前，挤到话筒前说：“这次‘肃反’，伤害了一些好同志……”，边说边接过一旁秘书递过来的一张名单，大声念了起来，第一位就是《中国青年报》编辑朱志炎(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生，八十年代初是主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文本的编译出版者)。念完了名单，耀邦接着说：“这是书记处的责任，首先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失误，因为我是第一书记……我要向这些好同志道歉!同志们，对不起了!”说罢，他又走到台前正中央，向台下深深一鞠躬，并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1957年整风鸣放，《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就如何办好一份为青年所喜闻乐见的报纸为主题，作了一个包涵五个问题的发言。他说青年报应突出青年的特色，不能什么文件讲话都照抄照登，而应当精细加工，使其生动活泼，形象具体，不要将报纸弄成个“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把他的这些话见了报，全文被载入人民大学新闻系讲义。

　　当时人们都不把这当一回事。耀邦按原定计划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去伊朗等国访问。在接着到来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时，团中央的“反右”斗争由书记处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罗毅全权领导。他东一头西一棒地在团中央打出了七十三名“右派”，张黎群的那句话也被抓住不放，并被密报到党中央。

　　1957年秋天，耀邦从国外一回到乌鲁木齐，就给北京的罗毅打电话，询问团中央的“反右”斗争情况。当他得知光是《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就被打出十七名“右派”，约占编辑部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七，而且大部分都是副总编辑、部主任和业务骨干时，十分震惊而沉痛地说：“损失惨重啊!”他立即赶回北京，想出种种办法挽救和保护一些同志。

　　他先去了中南海，向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张黎群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讲的那些词句，是糊涂俏皮话。他是说报纸登的通知、讲话什么的太多了，好像是贴布告，说了句俏皮话。他很年轻时就参加了革命，对党还是很有感情的……”

　　此前，当有些报纸猛批张黎群的那些用词时，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就把张黎群的整个发言稿调去看过了，还在小平面前为张黎群说了不少好话，并拍了胸脯打保票说：“此君绝不会反党!”现在又听到耀邦也是这么说，小平说：“那就算了吧!不过他既然糊涂，就不能再当报纸总编辑了!”于是张黎群的问题就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被定为“犯了具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严重的政治错误”，给予四个方面的处分：写一篇检讨文章，由新华社发通稿，供各报刊登，以消除错误影响；撤销共青团中央常委；党内严重警告；下放陕北米脂县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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