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与阎锡山：到底是谁指挥了“平型关战役”？

 

这场乔沟伏击战，有几个问题现在已很清楚。一是进入乔沟的日军，是一支后勤部队，担负为作战日军补给物资的任务。这一点，从大陆各种有关出版物中对于此次战果的介绍亦可看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中说此次“大捷”，“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击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说“缴获了大批枪弹、大炮、车辆和军用物品”。阎明的《往事不忍成历史》则说“缴获辎重无数”。平型关战役是山地战，日军作战部队长途远征，当然应该尽可能轻装上阵，不可能带着大量物品。汽车更不是作战武器。而这一队日军，有一百余辆汽车，有大量军用物品，有“无数辎重”，无疑基本上是一支后勤部队。第二个问题，是这队日军到底有多少人。大陆较严肃的出版物都说一千余人，台湾的出版物则或说七百余人。我想应在700至1000之间。第三个问题，是八路军方面出动了多少人，伤亡有多大。林彪以三个团伏击，以一个团牵制。我不清楚当时115师每团实际人数是多少，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有1000人左右吧。这也就意味着，林彪以至少四倍于敌的兵力，打了这次伏击战。大陆的“事件人物录”、“大事年表”这类严肃的出版物，也只介绍这次伏击战的辉煌战果，不介绍115师的伤亡情况。在诸种此类出版物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在介绍了115师此次伏击战的辉煌战果和巨大意义后，以这样的话结束：“但是，在抗战期间，我八路军在很弱小的情况之下，不宜于过多地开展平型关战役这样的战斗。”既取得了辉煌战果，又有着重大意义，却“不宜过多地开展”，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在于115师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阎明的《平型关往事》一文，对于115师的伤亡也有说明：“板垣的21旅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三个营的战士们前赴后继向敌人猛冲，自己也付出重大牺牲，仅5连原有140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30人了。”“当时部队伤亡很大，特别是三营九连，冲上公路全连只剩下10多人了。”仅这两个连，就牺牲了两百多人。总伤亡是多少呢？是“千余人”。林彪是赫赫有名的战将。115师是富于战斗经验的中共精锐。所以，在八路军方面，可谓是精兵良将。在人数上又数倍于日军，且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形，发动的又是突然袭击。日军在人数上远少于伏击者，只是一支担负后勤补给的非战斗部队，在地形上则处于绝对劣势，遭遇的是猝不及防的打击。这样的一场伏击战，林彪居然打了一整天，说明日军在峡谷里抵抗了一整天。如果以伤亡论胜负，双方实际上几乎打了个平手。如果说林彪最终胜利了，也只能说是惨胜。

 

但以少胜多是“胜”，惨胜也是“胜”。而“胜”在抗战初期，对中国方面来说，是多么难得的事啊！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日军似乎真的不可战胜。而八路军居然首战告捷，居然将近千人一队的日军全部歼灭，确乎有鼓舞人心之作用。经过宣传，115师的这次伏击战，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它至少让国人知道，“皇军”是可以战胜的。这是乔沟伏击战对全国抗战的意义。

 

但这场伏击战对中共方面，却另有意义。这是中共军队首次与日军交锋。而“惨胜”的结果，让毛泽东等人充分了解了日军的战斗力。如果说在与日军正式交锋前，毛泽东进行“山地游击战”的决心就很坚定，那么，经过这次伏击后，不与日军正面交战的决心就更是不可动摇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林彪指挥的这场伏击战对于奠定中共此后八年的抗战方针，起了现身说法的作用。毛泽东也可以此为例，说服那些不同意他抗战方略的同志。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9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该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9月25日正是115师与日军血战的一天。对于这场与日军的首次交战，毛泽东毫无疑问是高度关注的，战斗的进展随时会通过电报而知悉。他在林彪正与日军拼杀时就给北方局发这样的电报，很可能战斗开始未久，他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可以说，毛泽东也好，林彪也好，如果事先知道伤亡千余人，是不会打这场伏击战的。要打，也是另一种打法。毛泽东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就致电北方局，是迫不及待地告知北方局：这样的打法，以后不可再有。

 

关于“百团大战”

 

阎明所写的《平型关往事》，最后写了“胜利与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中共高层意识到，这样的硬仗，以后不能再打：“平型关战斗后，我军前线指挥员与中央军委、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的认识趋于统一。即：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与日军交锋前，对于毛泽东“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中共高层或有不同意见。首次交锋后，那些原本不同意毛泽东观点者，终于同意了。是日军一支非战斗部队的战斗力，让他们信服了毛泽东。

 

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对日作战，还有1940年下半年主要由彭德怀策划指挥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受到毛泽东的否定，甚至成为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一大罪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其实“百团大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战役”。彭德怀的目的是毁坏公路和铁路，以此阻碍日军的扫荡。参加者除正规军外，还有大量非正规军和普通农民，铁锹、锄头等也是重要武器。毛泽东对此次行动不满，也并非因为这是一场“硬仗”，而是因为此次行动暴露了中共的军事实力。后来，当人们说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时，“百团大战”总是一个证据。

 

而在1971年林彪出事后，“平型关战斗”也曾成为林彪“一贯反对毛主席”的罪证。阎明在《往事不忍成历史》中，披露了一些令人感叹不已的事情。据阎明说，林彪出事后，平型关纪念馆关闭，从各处弄来的“文物”被撤走，纪念馆玻璃被砸，门窗被卸，“纪念馆内供暖设施也被搬进县委招待所”。而“追查建馆责任，谁也不认账”。“偌大的纪念馆一片狼藉。最后只剩下门厅里一尊巨大的毛主席半身塑像无法搬走，任凭他老人家孤独无奈地坐在那里，迎着塞外吹来的凄风苦雨，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阎明书中还披露了一件有趣的事。1974年5月，山西某报社写了一篇题为《功罪千秋的平型关大战》的批林文章。文章基本观点是否定“平型关战斗”，将“平型关战斗”与“百团大战”相提并论，认为都是“违背毛主席教导”的。文章准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发表前，清样送到了当年与林彪一起指挥乔沟伏击的聂荣臻元帅办公室征求意见。聂荣臻致信姚文元，不同意发表此文。这篇文章，将一场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作为林彪的罪状，当然荒谬。但说林彪此次行动“违背毛主席教导”，却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毛泽东的确在此之前就“教导”过自己的部队：必须坚持“山地游击战”，不要与日军正面硬拼。

 

林彪指挥的这场伏击战是规模很大的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大陆的出版物都称这场伏击战为“平型关战斗”，甚至称之为“平型关战役”。人们普遍只知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斗”，而不知阎锡山指挥的“平型关战役”。 窃以为，为避免与阎锡山指挥的“平型关战役”相混淆，也为了叙述历史时的方便，应将林彪指挥的这场战斗称为“乔沟伏击战”。

 

（原载《同舟共进》杂志2011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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