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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谈《军人誓词》：“在毛主席领导下”不对
此后，毛与彭的关系骤然紧张，冲突也公开化。就在上海会议上，毛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突然话题一转，对在场的彭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为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你好，我没有偏心。”还说：“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也是为了挽救你。”
这种警告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是极为少见的。说明毛对彭的成见已经非常严重，彭应该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但彭却是莫名其妙，还问别人主席为什么敲打他。
彭在几次公众场合，说了针对毛的话。秘书们记载：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说：“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但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这些话都是很“犯忌”的。
这些矛盾和成见，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心，来缓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终于发展为政治斗争。当然，大前提是毛错批了彭。但从秘书的记载看，这个事件绝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时冲动，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促成。
彭德怀写长信直言“大跃进”意见
毛泽东召集庐山会议，初衷是要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的做法，使国民经济不致失控。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毛就察觉了许多违反科学的做法。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后，毛在11月召开郑州会议，提出纠“左”。然后，毛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听取地方干部汇报，批评“大跃进”中产生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并研究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等问题。为把问题搞透，他召集地方领导和中央负责经济的干部上庐山，开个“神仙会”，“压缩空气”。毛亲自定了18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说明，毛泽东不是固执己见，而是看到了问题，准备认真解决问题。
但是毛有个大前提：“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全国人民干劲正高，要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在此基础上纠正偏向。用毛的话说，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也是他给庐山会议定下的基调。
既然是摆问题的会议，与会者难免要反映地方上的一些真实情况。当时已经出现了饥荒的前兆，情况相当严重。彭回到家乡视察，“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令他极为焦虑。他上山就直言“大跃进”的问题很严重，斥责地方干部向中央报假情况。为了引起毛的重视，他在7月14日给毛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他对“大跃进”的意见。
毛泽东给彭德怀一闷棍
这封信今天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反映的都是真实情况。只是信中用了“有失有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说法。毛当时没有表态，只是给信起了个名字：《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与会人员。彭看后只说了一句：“怎么给加了这么个名字？”也没往深处想。
其实，这是毛即将发起政治斗争的信号。历史上曾有一个案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1936年2月，中央下令红军发起东征，过黄河去山西，名义上说是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彭等许多将领不理解，认为红军走了那么多路，再长征怕队伍出问题。彭要毛切实保证部队能回来，毛不高兴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保证不了的。”洋顾问李德当时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东征是危险的。毛在李德的信上批了《李德同志的意见书》，让中央留在陕北的负责人猛批李德。彭作为当事人，应该清楚这个过程。
但在庐山他却没有察觉到危险，究竟是他政治嗅觉不灵，还是其他原因？至今搞不清楚。
还有，那封信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谁写的。如果是旁人写的，或许毛不会看得多么严重。但彭就不同了，作为军队方面的负责人，却对经济问题发表了这么多意见。彭的信下发后，许多干部表示赞同，一些意见反馈到毛那里，引起他的高度关注。
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信中批评“大跃进”的话，和苏联赫鲁晓夫批评我们的话差不多。1959年6月，彭率领军事代表团到东欧和苏联访问，在阿尔巴尼亚正好与出访的赫鲁晓夫会面。期间有三次外交礼仪性的会见，其实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谈。但毛却认为彭是去苏联“闻味”，“取经”，怀疑彭是“里通外国”。这个罪名，一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还在全党宣布不能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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