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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史铁生：他的身上有写作者的艰难和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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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痛失史铁生。他的写作贯穿了新时期文学三十余年。在当代中国作家里，他坚持着精神的高度，坚守着心灵的高贵和生命的尊严，秉持着文学的崇高信念。他坐在轮椅上那么多年，却比很多能够站立的人更高；他那么多年不能够走太远的路，却比很多游走四方的人有更辽阔的心。他跟文学的关系是相互拯救的关系，他以自己的书写，以他的文学实践，让无数读者感受着他所追求的文学信仰和对世界的态度。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文学价值，如果在当下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时间的流逝将会使其更清晰地显示出来。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作家，史铁生和他的文学创造，都是中国当代文学有着非凡重量的宝贵财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世界会更深刻地认识到他的生命的魅力，认识到他的文学和精神的价值。——铁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
在广阔的内心世界，史铁生是一个从容自在，自由行走的人，既埋头深潜，又昂首阔步，富贵，尊贵，深可敬爱。
史铁生是自由人，是“贵人”，是“阔人”。
“史铁生说他活着不是为了写作，写作是为了活着，虽然他的身体残疾，思想却没有一刻的停顿，他的苦痛一定比我们多，但他的彻悟也比我们多。”蒋子丹说。
史铁生（1951.1.4—2010.12.31 ）
“他下午4点下的透析机，回到家里是6点，说头疼，妹妹以为他感冒，就稍微拖了一下。后来，看他头疼得厉害就往朝阳医院赶。”史铁生的好友何东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这样描述史铁生的最后时刻。
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辞世，终年59岁。
“死在他那里已经被看成玩笑。活着的时候他经常说，如果身体彻底不行了就安乐死。他说我现在最关心的死——这一幕人间喜剧怎样在我身上走过。这是我的好奇。”何东回忆说，“铁生在生前最关心的是器官捐献，他说只要我身上有一样东西能留下就留下。”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史铁生捐献了自己的肝脏。2010年1月4日晚，天津红十字会实施器官手术的大夫通知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史铁生捐赠肝脏的受捐者，因为有了这个充满生命力的肝脏，才能亲眼看见他刚出世的孩子。”
到地坛公园去“逃难”
史铁生辞世后，北京、上海、海南多地发起纪念活动。
1月4日，复旦大学举行“史铁生追思会”，王安忆担任主持。
多年以来，史铁生是闭门谢客的，除了每周去医院透析，很少外出。然而有一些客人是常来常往的，王安忆和刘庆邦属于这样的客人。“到北京，史铁生家是必去的。首先他是一个不大方便出来的人，你要见他就要上门去，他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王安忆在她的《谈话录》中讲述了史铁生的故事。“最初他的家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王安忆第一次到史铁生家，他父亲出来挡，不让她进去。史铁生知道她是从上海来的，就给他爸一个暗号放行。那时候是冬天，王安忆看到史铁生家里没有暖气，烧着炉子，电视机也破得不得了，必须要有一个可乐罐钉在上面，还要用手扶着它才能有图像。“他那时还没结婚，还没女朋友，穿得挺单薄的，回到上海我就给史铁生织了一件毛衣。”
刘庆邦跟史铁生的友谊也是始于这件毛衣。1986年，刘庆邦的夫人去上海的出版社递送长篇小说，夫人就住在王安忆家里。她看到王安忆在织毛衣。毛衣织好，托刘庆邦夫人带回北京。刘庆邦和夫人骑着自行车去送毛衣。“那天风很大，铁生拿到毛衣非常高兴，他说这毛衣不能穿，要绣上大作家王安忆织，送到博物馆去。”刘庆邦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1993年，王安忆在北京写作，刘庆邦就经常和王安忆去看史铁生。
“我爱上他家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我觉得到他家去真的很放松；还有就是我觉得与他个人的魅力很有关系，你渴望和一个人接触，这个人肯定是有魅力的。我觉得他是那种思想很有光彩的人，他也是可以谈话，可是和他谈话要辛苦得多，他会进入一个玄想的世界，因为他是没有什么外部生活的，他外部生活非常简单，所以你和他谈话很快就到形而上去了，你就是跟着他形而上。”王安忆在《谈话录》中这样写道。
北京的史铁生追思会1月4日在798时态空间举行。这一天恰是他的生日。
没有花圈，没有挽联，出席者带着玫瑰花，在留言卡写下自己的感言。
在60支蜡烛的光焰中，与会者缅怀史铁生的生平。
铁凝、张海迪、刘索拉、余华、格非、李锐、濮存昕、顾长卫、蒋雯丽等各界人士五百多人出席。主持人张越说：“没有遇到过一个人能像史铁生一样赢得这么多人的尊敬和爱戴。”
追思会的策划者徐晓是史铁生多年的朋友，她说：“我们用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悼念和庆生的仪式来表达我们对铁生的情感。从精神性而言，像铁生这样的人，应该让更多的人明白，他是怎样对待生活的，怎样对待生命的。”
徐晓是在1974年认识史铁生的，那是史铁生精神最苦闷的时期，双腿残疾，还没有找到出路，他尝试学英语，在街道加工厂做工，尝试写作，但是写作还看不出任何成功的可能。
早年史铁生住在北京前永康胡同一个大杂院的最里边，从院门到屋门，手摇车得走过几十米坑洼不平的土路，他的小屋只有六七平方米，屋里除了床和写字台，剩下的空间仅够他的轮椅转个小弯。
那时候，史铁生每天摇着轮椅到街道工厂去上班，日复一日地在鸭蛋上画仕女，每月挣十几元钱贴补家用。“小作坊总共三间低矮歪斜的老屋，八九个老太太之外，几个小伙子都跟我差不多，脚上或轻或重各备一份残疾。作坊里的工作就是在仿古家具上画图案，在那儿一干就是7年。”徐晓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徐晓那时在和朋友办《今天》杂志，史铁生最早的小说《兄弟》、《没有太阳的角落》、《午餐半小时》就是徐晓拿到《今天》刊发的。
不久之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发表使史铁生声名鹊起。
1985年初，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全国文学创作奖，全国数十家报刊、电视台的记者、编辑蜂拥到他家，把他围困起来。“他是又怕、又烦、又愁。有人建议他白天到朋友家去躲避，但都因为房门太窄轮椅进不去、房间太小轮椅转不了弯，或楼梯太高上下不方便而告吹。无奈在冬天最寒冷的日子里，他只好全副武装，到地坛公园去‘逃难’”。徐晓回忆说。
史铁生发表于1988年的《我与地坛》使他在文学界倍受瞩目。
1988年10月《上海文学》杂志社编辑姚育明到北京接史铁生赴上海参加获奖小说发布会。
那一次史铁生请姚育明陪着去地坛散步。他们在夜色初起的傍晚漫游了地坛，史铁生说他与地坛很有缘分，家搬来搬去的总围绕着它。他说他经常来，除了那座祭坛上不去，地坛的每个角落他都走过了。
两年后，姚育明接到史铁生邮寄的15000字的《我与地坛》，这篇散文震动了中国文坛，震动了读者的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与地坛》的影响仍经久不息，直到现在仍有人说，到北京可以不去长城，不去十三陵，但一定要去看一看地坛。”姚育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史铁生的生前遗愿就是把它的骨灰撒在地坛公园。
“也许是我妈在叫我回去了”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我的地方，一夜一夜地等我。”1998年，史铁生发现自己得了尿毒症，在透析之后写了这段话。那时他就觉得离死亡很近。“尤其你天天透析。在透析室里跟你在一起的那些人，可能到哪天哪一个人就没能再来，常有的事情。医院里边的困苦外边的人很难想象，所以我建议人们旅游不要光去风景区去看，也可以去医院看看，去墓地看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2006年3月19日，史铁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曾这样说。
疾病让史铁生参透了生死。他先后住过三家医院，北京友谊医院、朝阳区医院和宣武区医院。
住过时间最久的医院是友谊医院，12间病室，除去病危者入住的1号和2号，其余10间他都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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