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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墨官司：蔡伦是纸的发明人，还是改进者？
■推土机“推”出来的古纸
上世纪40年代，因战争关系，各地考古发掘工作一度中断，直到50年代才又重新开展。
1957年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的灞桥，发现了一个至少不迟于西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7年）的古墓，从墓中清理出一叠纸，这就是后来被广泛争议的灞桥纸。
1957年5月8日，陕西省博物馆接到灞桥砖瓦厂的电话：“在第二生产队的东北角挖土时发现铜宝剑两只。”
次日，陕西省博物馆派程学华等人前往调查。程学华到达现场时，看到一些损坏了的出土文物被堆在一边，得知大部分保存尚好的文物已经交到厂部，还有少量文物被工人拿到宿舍去了。很快，程学华将从各处汇集的近百件文物逐一登记入册，然后用一辆吉普车运回博物馆。
接手灞桥文物的是陕西省博物馆的李长庆。他在清理这批文物时发现，在一面三弦纽青铜镜下面粘有麻布，布下有数层粘在一起的纸。这个发现令已是文物保管部主任的李长庆感到非常意外。李遂将纸揭下，但已裂成碎片，共计88片，分别用玻璃夹住，玻璃的周边用胶布密封好。
后来，程学华把整个发掘整理经过写成发掘简报，刊登在1957年第7期的《文物参考资料》上，题为《陕西省灞桥发现西汉的纸》。
这一发现，立刻引起各界极大的兴趣。
1958年1月5日《中国青年报》对灞桥纸的发现做了报道，说，“我国发明纸的年代还要上推好多年”，并说，“据现在我们的历史知识来判断，蔡伦对造纸事业曾经起了巨大的发展作用，他曾经改进了造纸的原料，推动了造纸的事业，但他并不是第一个发明纸的人。”
专业人士很快注意到了灞桥纸的疑点。程学华在发掘报告上给出的结论是“类似丝质纤维作成的纸”。“如果是丝就不是纸了”，工科出身的潘吉星认为，必须搞清楚灞桥纸是由何种纤维原料构成的。此后，潘几次赴陕西调查，并带回了陕西博物馆提供的灞桥纸样品。
1964年7月的一天，潘吉星带着灞桥纸样品和中科院介绍信，来到位于北京朝阳区光华路的轻工业部造纸研究所，请求进行分析化验。
当时负责给潘做化验的是王菊华。这是潘吉星和王菊华第一次会面，此后，潘和王分别成为“蔡伦前有纸说”和“蔡伦造纸说”两派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并展开了几十年的争论。
潘吉星和王菊华日前分别接受了本刊采访。两人都对当时的化验结果印象深刻。根据显微图片，两人都认定灞桥纸是麻纤维。但分歧在于是何种麻，王菊华认为是黄麻，而潘吉星认为是大麻。
此后，潘吉星把这次化验分析结果写成论文，刊登在1964年第11期的《文物》杂志上，题目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文章中，潘吉星列出了黄麻和大麻两种可能。
论文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考古学家夏鼐的注意。
1964年12月21日上午，潘吉星在中科院开会，正巧碰上考古所长夏鼐。“夏鼐开口就说，如果是黄麻，那灞桥纸就有问题了。”大麻是中国原产物，但黄麻原产于西亚和北非，宋朝以后才传入中国。汉墓里怎么可能有宋朝的东西呢？夏鼐建议潘吉星再做一次化验。
1965年11月，潘吉星找到四川大学生物系。当时还是副教授和讲师的郑学经、李竹承担了这项工作。经过与其他各种麻的对比，郑、李两人认为，灞桥纸是大麻为主，兼有少量苎麻。
大麻产自北方，苎麻产自南方，但都是中国原产。从四川回来后，潘吉星立刻带着显微图片去找夏鼐。夏鼐拿着放大镜仔细端详后，说了一句话，“这就对了。”此后，潘吉星撰写了题为《论造纸术的起源》的论文，发表在1966年第3期《文物》杂志上，公布了新的化验分析报告。
造纸专家刘仁庆对灞桥纸的纤维性质也非常关注。1974年到1975年间，刘仁庆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形态细胞研究室的协助下，对灞桥纸进行了更为复杂的分析化验。
在显微镜下，比较观察了灞桥纸纤维与大麻、苎麻、黄麻、苘麻、洋麻、亚麻6种麻，发现灞桥纸纤维与大麻纤维的特征很近似，即细胞壁较厚，胞腔稍宽，纤维末端细长，顶部为钝形。在铜氨溶液中，它们都会产生念珠状膨胀，胞腔也随之膨胀为明显的波纹形。这说明，灞桥纸使用的是单一原料——大麻纤维。
至此，事情似乎应该有一个定论了，但是灞桥纸仍然饱受质疑。争论中最大的焦点就是，灞桥纸是从被推土机破坏后的汉墓中发现的，由于不是科学发掘，出土位置和确切年代都存在很多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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