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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引起部分台湾学者不满
【导读】《中华民国史》在台湾遇冷引学者不满，主要是在这套书的最后一句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华民国的结束’。”吴景平。但台湾学者非常介意这句话，基本都向他表示过不满。
蒋介石步出南京总统府。
《中华民国史》：与其说颠覆性强，不如说普及不够
历经40年编撰后，36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不久前出版。
这套继承了中国古代修史传统写法的通史，以纪、传、编年为主要形式，分为《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三部，用2100万字，记述了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55年的历史。
提出修民国史被打成“右派”
《中华民国史》的修纂要追述到半个世纪前。
1956年，随着“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那年的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1961年，在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吴玉章等人又提议开展民国史研究。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这一次，任务终于提上日程，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
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史学家李新先生，负责统筹民国史研究工作。
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民国史的研究是一件相当敏感的东西。1978年以前，有关中华民国史的出版物都是中华书局用白皮书的形式出版的—白皮书是内部出版物，普通读者无法读到。
为了避免麻烦，作为中共权威党史专家李新从一开始就定调：“少写，不写中共。”随后，他给上面打了报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落到了书面文件上。李新要书面文件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尽管民国史此前多次提议编撰，但在14年前，近代史研究所曾有人提出修民国史，结果他们被打成了“右派”。
收集资料好几年之后，李新给这套书定了个调子，就是一切以史实出发。这在现在看起来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是件大事。“经历了各种运动，那个时候大家都养成了‘以论带史’的论调。研究问题不是先下手搜集资料，而是先确定立场，确定观点，然后再找适合自己立场、观点的材料，来证明自己先已确立的立场和观点。”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回忆。不过，李新希望摒弃这个做法，先从收集资料开始，如实记叙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原。
为了安全起见，《中华民国史》一度被设想改成《中华民国兴亡史》，中华书局编审陈铮说：“民国史编写工作开展的头几年还处在‘文革’时期，曾经有过好心人担心引来麻烦，设想将来的《中华民国史》叫《中华民国兴亡史》。”
这依然避免不了纷扰。这套书的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说，从他们编撰工作开始，就不断有不少人质问“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
这让当时的近代史所压力颇大。到了1975年，更有领导要求民国史项目下马，李新只得以“编撰时拿到中央书面文件为由，如果下马也需要书面文件”顶了回去。
第一卷刺激了台湾
真正开始动笔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次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
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两册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一出来，就遭到了台湾方面猛烈抨击，认为政治色彩浓厚，评价有失偏颇。
这怪不得台湾“反应强烈”，因为“修史”这个工作从来不修“当代”只修“前朝”，一般来说，“修史”代表着一个朝代的终结，宣布修史者的合法与正当。更何况当时还是国家下令，召集体制内学者集体进行这项工作，更有“官史”的味道。
“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张海鹏回忆，台湾政界、学界纷纷召开座谈会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大陆开展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阴谋，要宣布中华民国的灭亡，是后代为前代修史，为此召开了许多座谈会，报纸上登了很多文章。
大陆这边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台湾的评论，文章大意是，大陆的民国史研究不是政治行为，是学术行为，是学者在开展中华民国历史研究。
大陆的辩解并没有被台湾接受，台湾学界政界纷纷上书当时的“国务院”。
在《中华民国史》又出了几卷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牵头、“教育部”出钱，历时10年修了《中华民国建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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