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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爱国：爱国的也是世界的
爱国主义是一个崇高的字眼。但惟其如此，它也容易被利用，被误导。何况，同一个“爱国主义”词汇之下，可能有着非常混杂甚至截然对立的情感、心态、价值观和行事原则。当近年来“爱国主义”频频出现于政界要人之口，出现于大报社论、广电传媒和各类文章中之时，当爱国主义的宣传和某些事件的发生使得许多普通百姓也情绪亢奋之时，对它进行理性的审视和辨析是很必要的。其实，这种审视和辨析早就有人进行过，只是，此间以“爱国主义”要求于人的人从不声张这一点。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了解了解先贤们的见解是很有益的。
一、托克维尔和海涅如是说
托克维尔曾把爱国主义区分为本能的和富有理智的。他指出，本能的爱国主义把国家人格化，视君主为国家化身。这是一种轻率的激情，风行于旧秩序尚未受到怀疑之时，它能暂时激起强大的力量，却难以持久。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来自真正的理解，在法律帮助下成长，随着权利的运用而发展，它坚定而持久。通过对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所作的界说，托克维尔从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的关系上揭示了持久爱国心的真实源泉。今天，从那些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原则的国度，从那些到处都能使人感到有祖国存在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发现：无须宣传、无须灌输，人们身上自发的就广泛具有这样的爱国热忱。
德国伟大诗人和爱国者海涅则有过著名的法式爱国主义和德式爱国主义之分。他说，法国是个文明之邦、人道之邦、进步之邦。法国式爱国主义不仅在于爱自己的家邦，这种爱还及于整个文明世界。当德国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放逐在外，法国张开双臂接纳了他们；当德国老百姓不堪暴政之苦而大批逃离国境，途径法国前往阿尔及利亚或别的什么地方另寻生路时，流亡法国的海涅亲眼目睹了普通的法国人，包括老人和小孩怎样热情地向这些颠沛流离的难民队伍伸出援手、提供方便，连乞丐也把自己讨来的面包掰下一半给他们。这是一种使人温暖，使人心胸开阔的爱国主义。而德国式爱国主义在于仇恨法国人，仇恨文明和自由，它使人心胸狭窄、冷酷无情，滋长一种粗野精神。这种粗野精神卑鄙无耻地放肆反对人道主义，反对普遍的博爱精神，反对莱辛、歌德、席勒等伟大人物终身尊奉的世界主义。
二、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及其变种
海涅说的两种爱国主义，前一种其实就是在历史上早已遗祸无穷的民族主义。鉴于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反复引发战乱的历史事实，爱因斯坦有一个论断：“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是人类的麻风病。”这话很刺耳，但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惨痛代价提供了证明，当代世界那几个饱受战祸之苦的地区还在不断提供新的证明。
民族主义具有托克维尔所说的“本能的爱国主义”那种轻率的激情，但还多了一种使本民族发展滞后的护短情绪和向外宣泄的破坏性情绪--仇外排外。民族主义往往还具有“本能的爱国主义”那种把国家人格化，拿君主当国家化身的特点。轻率、护短、仇外排外，再加上把国家人格化和视君主为国家化身，极易被政治野心家及其文化附庸诱向一个危险原则：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把人民的权利典押给政权，使爱国主义蜕化为对现实的奴颜婢膝，因而成为使强权永久化的工具。此外，民族主义是依恋故土和本民族的朴素情感无限夸张和过度膨胀的产物，它具有团体自恋倾向和夸大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倾向。团体自恋使民族主义与批评性的自我分析不相容，而批评性的自我分析却是一个民族在失误中得以走出迷误的自我矫正力量，从而也是防止灾难的基本条件。至于夸大特殊性的倾向被政客强化，便有了置特殊性于普遍性之上，藉此拒斥公理的特点。
专制国家的当权者对这种爱国主义情有独钟。因为，当他们祭起这面旗帜时，自己勿需付任何代价，却可收获由它带来的一切好处。比如，他们既可以在自己已经丧尽人心，统治不能照旧进行下去时利用爱国主义口号来蛊惑人心，摆脱困境，又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代表和英雄，煽起民族主义狂热，让人民心甘情愿为他们的野心卖命。民族主义狂热在极权主义国家很容易煽起，这是因为它可以使地位卑下的老百姓在集体亢奋所造成的眩晕中暂时产生一种自我认知上的错觉，误以为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整体的一部分；还由于自己附着于一个庞然大物之上而产生一种虚幻的力量感，这种幻觉掩饰了他们在现实中面对强大的压迫机器时的软弱无力。而民族主义对公理的拒斥使它不能容纳人道主义的普遍价值，它调动起人类本性中的暴力倾向，把人从文明社会的共同道义标准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一旦指向了外族，密锣紧鼓的“爱国主义”宣传便成了大规模杀人的前奏。而为政者在无理性地摆弄国家力量挑起争端后，当情况变得于己不利时，还可以利用“爱国主义”的蛊惑在需要时拿人民作人质，作人肉盾牌。有鉴于此，当代一位思想家把当权者挂在口头的“爱国主义”视作政治流氓手中最后一张王牌。这些流氓用它去败坏国民，使国民白痴化，他们就正好从中捞取好处。
这种败坏人心的“爱国主义”有许多亚种，最常见的一种是官方的爱国主义。它直接派生于“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并对这一原则作了绝妙的诠释：爱权势者之所爱，攻权势者之所恨。于是，官方的爱国主义者们吹捧权力，掩盖罪恶。无论这权力把国家糟蹋成什么样子，无论在其卵翼下崛起一股又一股无恶不作的势力，国家越来越成为恶棍加庸才的乐园，官方的爱国主义者都视而不见。不仅视而不见，还拿痈疽当宝贝，把分明导致国家衰颓腐坏的病灶夸耀得艳若桃花。当权势者作了恶，他们则小心地抹掉作恶的痕迹；当权势者屠刀高举，他们使暴力得到所需要的辩解，而他们攻讦的矛头却径直指向那些挑战黑暗的真正爱国者。官方的爱国主义好处太多，所以不乏有人去充当。在普希金时代，有个臭名昭著的“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其成员就是这样的人。在他们的爱国主义口号下作出的著名爱国行动就是写了许多诗来赞美沙皇，写了不少密扎和檄文来密告和讨伐沙皇的眼中钉。像普希金这样思想自由、独立不羁的作家正是他们的攻击对象。他们的“爱国”行为换来了他们想要的犒赏：严禁结社的沙皇却承认和支持这个“文学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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