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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立宪运动”为何最后被“革命”遏制
清末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前者输给了后者，那么，立宪为何被革命遏制了呢？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改革观念被拒后，随即走上了激进革命的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惠州起义”。用他自己的话说，前一次，举国舆论“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五年之后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因为在这五年中，清政府并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愈加愚昧、专制：先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后来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万国”宣战。
在巨大压力下，清廷终于在1906年9月1日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尽管这一民意之举姗姗来迟，国内依然万众欢腾，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这说明，广大民众、尤其是绅商阶层根本不希望革命，而是支持立宪。
但清廷并不珍视民情民意。在立宪原则上，清政府对权力的垄断甚至超过了日本的明治宪法，连温和的立宪派都极表反对：“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
从1910年1月到11月，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
这样，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本来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其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真立宪。这一点，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十分清楚，他看到了广大留日学生因清廷“假立宪”而由支持“立宪”到倾向“革命”的转变。所以，他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中指出：“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辛亥革命前夜，清廷出台了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宣示了清廷根本不愿放弃权力，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
政治上拒不变革，经济政策上也倒行逆施。在推出“皇族内阁”时，清政府又宣布要将民营铁路收归国有。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以绅商为主的几省股民自然要发起“保路运动”，这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然而，四川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一开始坚持的是毫不过激的“文明争路”，但清政府还是逮捕了领导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随后又打死三十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因此，立宪派不能不倾向革命，于是革命就成为“宿命”。
立宪派的“路线图”确实完美，但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其成为废纸一张；说到底，立宪是被清政府“遏制”了，近代中国的“激进”是清政府的“极端”逼迫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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