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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一份被蒋介石禁掉的杂志
分享按钮【导读】在大陆，知道雷震这个人的，为数不多，听说过《自由中国》这份杂志的更加少见。然而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雷震和他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无人不知。
《自由中国》第22卷第11期（1960年6月1日出版）发表的由傅正撰写的社论：
《国库不是国民党的私囊》，傅正在雷震案中也曾被捕，但很快被释放。
在大陆，知道雷震这个人的，为数不多，听说过《自由中国》这份杂志的更加少见。然而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雷震和他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无人不知。在范泓的《雷震的一生》中这样评价：如果没有雷震，以及他所主持的《自由中国》在台湾战后“白色恐怖”时代着力灌输的自由民主理念，就不会有日后台湾的政治转型。
1949年4月3日，这一天特别冷，国民党政务委员雷震来到溪口看望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当晚，蒋介石在老宅宴请雷震一行，席间，雷震把他想办一份叫《自由中国》杂志的设想报告给蒋介石，对雷震十分信任的蒋介石欣然同意。
在蒋看来，国民党之所以这几年在军事上屡屡失败，与宣传不得力有很大的关系。他告诉雷震：“舆论宣传很重要，你们回去就办，经费有困难，可由政府资助。”
此时的蒋介石绝想不到，十年之后，这份经自己同意创办的《自由中国》，会成为挑战国民党威权政治的舆论重镇，更没想到雷震这个忠诚幕僚会成为自己在政治上的最大敌手。
办杂志影响人心
1949年初，国民党时局不好，胡适和雷震经常会聚在一起讨论解决之道。雷震这个人可称得上是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员，1917年刚满20岁就在日本加入了国民党。在与胡适的交流中，两人一致认为：国事到了如此地步，是因为对国民党当局的监督不够，而挽救时局的最好办法就是办报纸和刊物，宣传自由和民主，以挽救人心。
至于是办报纸还是办杂志，据雷震后来回忆说：“我主张办日报，因为在影响人心上，定期刊物已经时间来不及了。胡适倒是主张办定期刊物，他说：‘凡是宣传一种主张者，以定期刊物为佳，读者可以保存，不似报纸一看过就丢了。”杂志的名字也是胡适所定，效仿法国戴高乐之《自由法国》，将刊物定名为《自由中国》。
杂志资金的筹措任务落到了雷震身上，他决定筹款10万美金在上海办刊。既然蒋介石已经应允，再加上雷震的人脉，办刊的资金自然难不倒他。从溪口回到上海后，雷震第一个就找上了老友汤恩伯，汤恩伯却一反常态，说自己的警备司令总部根本没钱。雷震坚持让汤筹集5000美金，并于三日内交款。
可是没等杂志办起来，上海就被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军队开始溃逃，最后仓皇撤至台湾，雷震等人欲在上海办刊的愿望遂成泡影。在上海没有办成的事，最终在台北实现了。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在台北正式创刊，形式是半月刊，雷震任社长。雷震的办事效率很高，创刊号从策划、组稿、清样、印刷乃至出版，前后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发行的当天下午就有人上门定购或购买，有一家书店甚至一下卖出十本。
当时人在美国的胡适成为杂志名义上的“发行人”，还应邀为刊物拟定了四条办刊宗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自创刊那天起，这四条宗旨每期都刊登在杂志上。
怎可“诱民入罪”
在台湾，《自由中国》的主要资金来源是蒋介石的“教育部”，“教育部长”杭立武答应每个月给雷震200美金，后又增至300美金作为津贴。此外，台湾当局还无偿为杂志提供了员工宿舍等各种方便的条件。《自由中国》的头两年主要是以批评苏俄政治为主，所以和台湾当局基本相安无事，那时就连台湾的军队都订阅《自由中国》。
只是这种蜜月期维持了不到两年，事情就起了变化。
1951年3月，有人在台北土地银行开了一个户头，申请开立本票，然后利用这种本票作抵押，到处以高利率向人借款，等到借贷成交之际，“保安司令部”特务就会出现当场逮捕。案件共有五件，逮捕了二十多人。
《自由中国》的主笔夏道平在进行深入调查后，发现这其中竟隐藏着可怕的黑幕。根据当年台湾相关法规，破获金融案件，告密人可以得到全部案款30%作为奖金，承办单位可以得到35%。在奖金的诱惑下，台湾“保安司令部”派人在银行存入巨额款项，申请开立本票，然后以本票作抵押，到处以高利率向人借款，等成交之际现场逮捕涉嫌案犯。
这是典型的“诱民入罪”。夏道平立刻撰写了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刊登在1951年6月1日的《自由中国》上，揭露案件真相。此期杂志一上市，引起民众抢购。
文章惹恼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他下令特务将雷震及《自由中国》杂志其他人员监控起来，并派人收缴市面上的杂志，接着向“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吴国桢递交了批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报告，吴国桢没有批准。据雷震后来回忆，当时吴国桢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说：“三哥，别的事我不管了，人是可以不捉的。”
不久，雷震接到了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警告函”，警告《自由中国》今后不得再发此类文章，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为了平息此事，国民党要人陶希圣劝雷震再写一篇文章道歉。在各方压力下，雷震不得已叫夏道平又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里面只是做了些说明，并没有道歉。陶希圣看过认为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亲自进行了修改。当文章刊登的时候，题目已经变成《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字数也减少了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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