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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愚谦文革出逃：差点被埃及红卫兵抓回
【导读】关愚谦下去一看，一个大胡子的埃及人对他说：“开罗的红卫兵在找你。”他不知所措，埃及大胡子说你跟我走吧，他也就跟着他走了。结果是原本红卫兵要将他押解回中国受审……
关愚谦，北京人，1931年生于广州，长于上海，曾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后在财政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1967年出逃。现居德国汉堡。1972年获德国汉堡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197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在汉堡大学执教至今。
“叛国者”归来
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关愚谦回国签售他的新书时，已经很少有读者能感受到“关愚谦”三个字的分量。在相当长时间里，关愚谦是与音乐家马思聪齐名的、“可耻”的“叛国者”。1968年的那个夏天，他偷拿一本日本人的护照，在“文革”的暴风骤雨将要来到时，走上了荒唐而冒险的亡命之旅。
“仅仅十分钟，”他说，“仅仅十分钟的冲动，就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
1968年的夏天，空气中有一种不安的味道。街道上，汹涌的人群发了疯似的对一切旧事物——包括自己的灵魂——挥舞着双手、皮鞭和榔头。关愚谦，却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一间小房间里静静地坐着，有时候，平静比喧嚣更是一种折磨。
他被隔离了。反右的时候，他因提了一些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到青海—他说那时候的青海是“中国的西伯利亚”—劳动改造；现在，风雨再次袭来，这一次，较之11年前，看来更为凶猛。
两个造反派的小头头找到他，说：“小关，今天我们开‘背对背’的批评大会，你就留在你的办公室。”所谓“背对背”，就是受批判对象不参加，造反派先对材料，然后决定如何来批斗。关愚谦的心立即揪紧了，他想：是不是挨到我了？会不会把我再次发配到青海？甚至打入监牢？会不会看到这样的大字报，上面用××写着：打倒关愚谦！“打倒”两个字还是倒的。
这是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猜想。在青海五年，苦闷压抑的“流放”生活，已经让关愚谦感到后怕，这个曾经“怀有一颗火热的心，跟着时代向前进的”的青年，已经隐约预感到自己将大祸临头。
偷护照，易装出逃
那一刹那，关愚谦想过自杀。手都伸进了抽屉，去找每次接待外宾时用的刮胡子刀片，无意中却发现了几本护照。
在关愚谦工作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外宾的各种入境手续、出境手续，都由他负责，所以护照常常集中在他手上。他打开一看，是日本外宾西园寺宫一之子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他的心突然一动，他看到了西园寺一晃的照片，和他还有几分相似。更关键的是，他有两本护照，一本去巴黎，一本去开罗。
他的心扑腾扑腾直跳，手都有些颤抖了，一个大胆得近乎疯狂的念头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出逃。
在此之前的1967年，音乐家马思聪的“叛逃”是当时一个爆炸性的新闻。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冒死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在海内外引起震动。
从香港辗转到纽约的马思聪，在当时公开发表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的讲话：“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
而当时公安部在得知马思聪出逃后，迅速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都被审查，有的被投入监狱，帮助马思聪离开北京的贾俊山、倪景山也被捕。他们当中，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出株连九族的人间悲剧。而马思聪的出逃，也被定性为“叛国投敌”。
关愚谦比谁都明白出逃的风险，成与不成，都将殃及周围的朋友、家人，但恐惧和求生的欲望还是逐渐占上风。
经过慌乱和紧张后，关愚谦变得像一个经验老到的间谍那样，将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民航局，用尽量不露痕迹的口吻说：“我是小关，我们常驻外宾要出国去开罗？”
对方回答：“不行啊，我下午开会，你明天再来谈吧。”
不行，多呆一天就多一分危险，他没有犹豫，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很急。”
“不可能。”对方一口回绝。
他决定给对方以压力，说：“这是政治任务，要出国的是西园寺宫一。”
挂断电话，他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长这么大，他没有冒过这样的险。而且，左思右想，他又开始反悔。叛国投敌，这是什么样的罪啊？这和留下来受到冲击、蹲监狱相比是更为可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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