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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境外广泛流传的《刘主席语录》是谁编选的？
对比以上目录标题，可以看出这两本语录各自所要突出的重点有同有异。相同或近似者，如共产党的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军队、群众路线、党内民主等；相异者，前书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战争等，后书有（反对）无原则的斗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注：这三个标题原文均无“反对”二字，我认为均应加上“反对”二字才符合所选内容原意）、和平共处、和平改造、和平过渡、真假马列主义、马恩列斯毛都有错误等。后书有的标题并不符合刘少奇的思想，例如“全民党”、“全民国家”、“自由化经济”，我认为这些提法并未能准确概括其所选录的刘少奇言论的内容。
进而阅读这两本语录所选的内容，就会发现其中也是有同有异。相同或近似者，如两本书都讲要重视共产党的建设、党内要有民主，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然而其所选重点确实是大有迥异的。前书十分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革命英雄主义等，后书则侧重讲和平、反对斗争扩大化、崇尚个人思想修养、重视物质利益等。
刘少奇的确有与毛泽东不同的、符合马列主义的新见解
《毛主席语录》由《解放军报》编辑部选编，初版于1964年5月1日。随后又五次修订，出过六个版本，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所选所编不免越来越具有片面性；《刘主席语录》所选显然更加切实、更加深刻。由于当时没有收录刘少奇尚未公开发表的言论，所以《刘主席语录》所选也不全面、不充分。《毛主席语录》1965年8月1日第二版有270页，收入语录427段，共8.8万字。《刘主席语录》才有110页，收入语录仅190段，共3.4万字。两相比较不大相称，《刘主席语录》过于单薄。但是《刘主席语录》所选不乏精粹、精辟言论。例如，《刘主席语录》第7页上有这样一段话：“不择手段地对付党内的同志，处理党内问题……有这种意识的人，在党内越是想抬高自己，并且用打击别人，损害别人的方法去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总而言之，他邪气十足，毫不正派。说这样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话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版）
《刘主席语录》第26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党内的家长制。个别的领导者及领导机关，在这种党内斗争方式之下，压迫着许多党员不敢说话，不敢批评，在党内形成个人或少数人的独断。”（《论党内斗争》1941年7月2日）
《刘主席语录》第27页上有一大段话讲得更为透彻：“片面地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强调一切不妥协，强调机械的纪律，而废弃党内民主、党内和睦与对于问题的认真讨论和批评以及党员的自觉性、自动性等。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员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他们这样，虽然也可能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但这种统一，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很明白，这种路线要毁灭我们党，要使我们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小团体。”（《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45年6月）
笔者认为，用以上三段刘少奇语录不是完全可以认清“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是如何彻底破坏了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吗？
刘少奇的确有与毛泽东不同的、符合马列主义的新见解。例如《刘主席语录》最后一页引录了如下两段话：“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就不定罪。”（《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见《井冈山》报1967年2月8日）“清华有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现在看来，说这个学生是反革命的结论，材料不充分。”（《在人民大会堂报告》1966年7月29日，见《井冈山》报1967年2月1日）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之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都有人公开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只能阐述己见，耐心说服别人，最后争取到多数代表支持。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后，允许反对派在大会上作相反意见的副报告。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即便是错话，理应不能作为定罪根据，否则就会造成党内人人自危，人云亦云，谁还敢直抒己见呢？
《刘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语录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许多错误。”
类似的话，毛泽东自己也说过。这本来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即便是伟大的人物。可是在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文革”岁月，刘少奇上述这句话却成为他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世界领袖的罪证。这不禁令我想起“文革”期间流传很广的一本题为《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的“大批判”材料。其中把毛、刘二人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不同情况讲的意见相反的两句话对照排列在一起。当时我读后就感到，如果也用这种方法编语录，岂不是可以编出一本“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吗？每个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观点都是多方面的、不断发生变化的。究竟以什么思想为指导来选编他们的语录，看来这是一件难以做得十分圆满的事。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把这两本语录都当作当时政治、文化的历史产物来看待，各有是非，各有千秋，各自起了不同的历史作用。在中国大陆刮起“左”的旋风的时刻，我们还应该珍惜海外有的中共党史学者头脑较为冷静地选编了另外一种不同风格的中共领导人的语录书，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历史留下了另类遗产。如果今天我们要来选编毛泽东语录和刘少奇语录，肯定都会编得比当时更加全面、更加贴切。
（原载《党史博览》2005年第3期，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的国际共运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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