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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政府为何会成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也许只能信小孩子。北京一名11岁的小学生去年在老师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发现他随机选择的14种鲜蘑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进行的调查称，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97％未检出漂白剂，可以安全食用。一个是小学生的随机调查，一个是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布”，你该相信谁？对1100多人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人相信小学生的检测结果，只有8个人说他们对政府部门的检测有信心。
不只普通人相信小孩子，一些地方有关部门也在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着自己对于成人的不信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2009年7月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当地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国民不相信运动”症结
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只是当前“不信任文化”最末端的表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不一而足。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夫妻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骗，自欺欺人。像那个段子形容的：官员们哄百姓开心做做秀，下级哄上级开心做做假，丈夫哄老婆开心做做饭，自己哄自己开心做做梦……哄来哄去的结果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也是严复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伪，终于无耻”。
纵观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资深网友黎明如是总结：只要是涉官、涉权的都会出现这个规律：不信——不信——就是不信。老百姓已经变成了“老不信”。黎明认为，解决这场“国民不相信运动”的办法就是政府退出“经济竞争”，不与民争利，更不夺民之利，不作为纠纷或迷案中的利益方出现。
周国平在北京大学做过一篇演讲，题目叫《中国人缺少什么》。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严重弱点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中国人缺少的不是物质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自律。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财富未必能带来尊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飞奔在致富的道路上，我们更是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上帝、马克思、老天爷和十八层地狱都既不能让我们敬，也不能让我们怕。当下的游戏规则就是不要规则，不懂这个道理的就是阿甘，或者唐吉诃德，只能等着被淘汰。最近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在不同程度上吃亏。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吃亏就是福。西人也说，被骗也比骗人强。历史告诉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往往并不在当下。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更是时间。违背常识的情况无论多么普遍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
对话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不断损失
一些单位机构做过的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
“中国互联网进入全民围观时代”——这是2010年岁末，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最受关注的一句总结。
这意味着，信息分享的背后挺立着4.2亿中国网民大军，他们在虚拟平台上观点交锋、意见发布。与此同时，一方面是社会参与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则坦言，政府的话语体系与网民的期望尚有距离，这是“围观”平台上，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主要障碍。
“地方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
《国际先驱导报》：一些突出的热点事件，比如“李刚事件”，会给政府公信力带来多大程度的损害？
单学刚：“李刚事件”比较典型，它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比如“官二代”、交通肇事、学校“朴素”的维稳观、学术诚信等。由于它涉及到社会矛盾的很多领域，所以很受关注。“李刚事件”和“浙江乐清村长之死”可以说是去年最受关注的事件，这些事件给了社会舆论一个宣泄的窗口。网民利用这些事件进行了情绪上的宣泄。 “李刚事件”，对整体“官二代”的形象、官员形象都有负面作用。
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应对突发事件，信息透明、公开，不能以维稳的目的去遮蔽，去拖延。网络是社会情绪的宣泄窗口，用传统的维稳观去应对微博背景下的媒体环境，（会）构成很大的矛盾。这个事件还留下一个隐患：事发后出现了几十万造句，比如，“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飞流直下三千尺，不如我爸是李刚”等。很多娱乐化的造句，对政府公信力也好、对官员形象也好，是一个长期的负面效果。“李刚”已经变成了不良官员的代称。
Q：你还提到了最近刚发生的“浙江乐清村长之死”事件，我们看到，当地公安机关的信息发布速度是比较快的，当地也第一时间开通了微博，这些方式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有帮助吗？
A：这确实是一种积极态度。我注意到有篇博文写道“我们为何患上‘迫害妄想症’？”就是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交通肇事事故，但为什么非要先设定为有迫害嫌疑？这是大家对政府不信任的体现。开通微博、两手准备去调查的态度都是这一事件应对中的亮点，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找出真相，恢复公信力。
Q：“迫害妄想症”与2009年相比，有加深吗？
A：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有。并且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有关。矛盾的过程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长期以来，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矛盾肯定在逐步加深。到某种时间段上，在某个突发事件上就有明显的表现。但也不能根据这一点去判断现在官民关系就一定怎么样。没有科学数字，很难得出一个主观的判断。只能说，随着矛盾的加深，在某种情况下某些问题上可能会被激化。
Q：那么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研究，虽然没有科学的数字，但对当下的政府公信力、官民关系有没有一个恰当的判断和表述？
A：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损失。这点上，有其他一些单位机构做过一个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这反映出老百姓对中央政府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但在基层，很多基层政府在日常管理方面水平不高。县市级的政府公信力确实有减弱的迹象。表现为，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觉得是在编造。还有对当地公检法机关是否能把问题查清楚的能力存在质疑，不相信官方的结论。
Q：除了上榜的网络热点事件，还有哪些监测的案例能印证这个说法？
A：比如，去年9月的“湖南凤凰女坠楼事件”，虽然对犯罪者判刑很重（死缓），但是大家还是对此颇有争议，就是因为当地机关一开始遮遮掩掩、透明度不高。还有“宁夏吴忠跨省抓捕王鹏错案”，人们质疑，很多时候，为什么要采取一种极端的方法来抓捕网民呢？可能他自身也存在问题，为了掩饰问题所以采取这种比较极端的方法。
负面的案例并不少。特别还有拆迁问题，从唐福珍到江苏东海的父子自焚，到去年宜黄的拆迁事件，通过微博的推动，成为全民“围观”的事件，对当地政府的公信力都是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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