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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专业主义比选举重要
现实地看，很多领域并不适用民主，或者民主的原则不是最有效的。例如大学教授和研究所研究员职称的评审是不需要民主的，公务员的管理和其职绩的评估是不需要民主的，专业主义在法官的任命和管理上比民主更为重要。一些人说，中国除了村级基层民主，其他民主大都处于形式化。但即使是村级民主，也并没有实现当初开始时人们所给予的期望。当时人们以为民主（即选出村民委员会）可以担负起村的治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经过那么多年的实践，村级民主已经高度制度化，但光有选举民主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人们认识到，民主并不见得能够达到村务的有效治理。有效治理需要具有专业化的人才，来促进地方的发展和提供公共服务。其实，无论在哪个层级和哪个领域，民主如果不能和专业主义相配合，那么只能仅仅是花样文章。应当看到的是，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所有文明进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很多领域甚至比选举本身还要重要。例如，如果没有专注于专业主义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就不会有西方民主。西方大学很民主，系主任大家轮流当。这是因为这里民主很不重要，专业主义至高无上。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一个逐渐形成中的共识是：中国需要民主，而民主必须是渐进的。就是说，问题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这个共识很重要。目标有了，现在重要的就是途径问题。就民主化的途径来说，一些人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经济上，中国的增量改革很成功，于是也想把此应用到政治民主化领域。但增量民主的概念同样有问题。需要讨论和界定的是什么领域的民主。增量民主并不是说在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可以逐渐增加民主的量，最后促使所有这些领域的民主。有效的增量民主首先必须界定增量民主的领域。
除了边界问题，民主还有一个体现的形式问题，例如选举、协商、参与等等。人们还需要考量什么领域应当实行什么形式的民主这个问题。对很多人来说，民主只是选举或者票决，但并没有认真研究选举和票决对总体制度的影响。实际上，在没有建设好现代国家制度之前，过早引入政府票决民主和地方选举民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这可从现有的村民选举总结一些经验出来。村民民主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应当好好总结，因为它们反映了选举民主所能出现的变形。例如，在家属势力很大的乡村，民主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民主规模过小，就很容易被操纵。再者，选举出来的机构如何和党的机构共处。因为村民委员会是选举出来的，党支部成员不是选举出来的，前者的合法性远远大于后者。这在其他行政层次也是一样的。如果各级政府是选举出来的，而各个党委不是，那么党政之间的冲突也会变得不可收拾。
民主先后顺序兹事体大
同样，从纵向看也是如此。如果下级政府或者党委是选举出来的，而上级则不是，那么就会出现合法性下沉的现象，下级政府和党委的合法性远远大于上级，那么上、下级的冲突会变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如果票决民主先从地方进行，就会加速中央权威的衰落。地方选举表明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来自选民，而非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上级政府不是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很清楚，就是上级政府权威的急剧下降，甚至丧失。把它放大到整个国家，如果地方民主在先，国家民主在后，那么国家的统一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因此，票决民主先要在党内进行，主要解决党内责任制问题和权力交班问题。票决民主会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合法性和权威。如果选举民主从中央开始，则有利于制约地方权力，防止地方主义的崛起。同样道理，如果选举民主从党内开始，那么党对政府的权威就可以得到确立。
在各级地方层面，可以大力推进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地方可以先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在这方面民主具有更为广泛的内容。选举式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者说地方的接班人问题（或者权力继承问题）。一旦在地方放开选举，就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而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是为了改善现存地方政权。预算公开、决策过程公开、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都是地方民主的内容。这方面，地方民主可以大有作为。
当然，在民主问题上，要讨论的问题很多。这里举例只是想说明，在很多问题还没有研究得很透彻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到处引入民主，就会导致泛民主主义。泛民主主义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阻止，就会导向民主的庸俗化。庸俗化的民主是真正有意义民主实现的有效阻力。当人们用“民主”作为幌子行不民主之时，真正的民主就难以实现。在泛民主主义已经开始出现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更快更有效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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