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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媒体应按宪法精神讲真话
【导读】戴煌：我觉得，媒体应该主持正义，应该按照宪法的精神去讲真话，应该把个人利益摆在次要位置，要有革命的勇气。
前新华社记者戴煌
新华社八十年的历史，戴煌亲历了六十余年。从风头很劲的战地记者，到因为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被打成右派，再回到新华社。戴煌一生的命运大腾挪，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小切片。
“刺头”戴煌
下午三点，阳光温暖，藤萝缠绕的凉亭，五六只小猫跑来跑去。离休多年的新华社记者戴煌在老伴的搀扶下，拄着拐杖走出书房来晒太阳。
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的康庄镇，八达岭长城、康西草原近在咫尺。冬春在宣武，夏秋在延庆，成了戴煌老两口几年来的生活规律。
83岁的戴煌，腿脚不很灵便了。
推门进客厅，他正伏在宽大的餐桌上卖力地写着文章。一沓方格稿纸，他已经写完了五六页，字体工整而挺拔。每写完一页，他便扶一扶老花镜，抬起头来，亮出光亮的脑门儿。
“哎呀，整齐不整齐，看不太清啦，我就是抄着影子往上写啊。”把笔放到桌子上，接过老伴递来的湿毛巾，戴煌擦了擦汗，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感叹自己的视力越来越不跟劲。
戴煌随和而健谈。他听力尚可，反应很快，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里，说到有意思的事，会开怀大笑起来，甚至手舞足蹈。提起可憎之人，他常毫无忌惮地狠批上几句。而念及伤心过往，他不只一次哽咽无语，老泪纵横。
戴煌对数字尤其是年份日期特别敏感。他会清晰地回想起某年某月某日中央作过什么决定，他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他做的说的，又是如何被添油加醋、上纲上线地扭曲。
新四军、新华社记者、右派、劳改、判刑、入狱、21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关键词，组成戴煌一生的命运大腾挪。
1928年出生，16岁入党，19岁进入新华社，在记者这一岗位上，戴煌多次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地一线发回过各种报道。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到朝鲜战争、奠边府战役，在划成右派之前，他已是新华社的高级军事记者。
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冰窟窿里舍身救朝鲜小朋友的事迹，是戴煌从朝鲜一线发回新华社的大量作品中的一篇。这篇通讯经新华社播发没多久，故事传遍了全球，随即被选入中国小学语文课本。
1957年，整风，反右，作为老党员，戴煌向党中央直言进谏，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因此被流放，判刑，命运一落千丈。
当右派身份去除，名誉恢复，再回新华社时，已是1978年，这时戴煌已经五十多岁了，距离1990年新华社宣布他退休，只剩12年。
物是人非，痛定思痛，戴煌对时局时事有了不同以往的深刻认知。
戴煌有过反省，自知太耿直，容易得罪人。可直到今天，他也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
1962年，无力承受周遭指指戳戳的前妻，选择了和右派戴煌离了婚，先后带走了两个女儿。
两年后，来北京探亲的女工潘京荣，经人介绍认识了戴煌，和他重新组建了家庭。戴煌对妻子的无私大爱深为感动，他动情地将潘京荣唤为潘雪媛，“雪中送炭、雪里来援”。
后来，这个名字写入了户口本。
婚后没多久，戴煌再度被囚于山西，此后多年间，妻子潘雪媛带着他们婚后再生的两个女儿，独自支撑着贫苦的生活，背负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精神几度近于崩溃。
沉痛铭刻在了心里。
老伴一次次地给戴煌擦拭着泪水，劝他忘掉伤心事，多想快乐时。
现在80多岁了，身体常有小恙，即便如此，每年戴煌仍要接待很多找到家里的访民。他替他们转交材料，为他们的不幸奔走，甚至亲自陪着他们去上访，或为他们联系记者、律师，以求申冤，以求公道。
对这些当事人，他直言感同身受。
端过老伴递到嘴边的茶水，戴煌喝下几口，接着，他颤颤巍巍地，从身后拿出一份稿件，这是他在前几天才写完的一篇，是应新华社80周年社庆征稿所做的。
“新华社，八十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时候，它在讲真话呢！”戴煌皱紧眉头，语气沉痛。
从老革命到战地记者
南都周刊：在成为战地记者前，你已经是新四军的一员，现在回头看，是个老革命了。
戴煌：我12岁就准备参加八路军，家里边都不同意，结果后来就当了学校的儿童团长。1941年春天皖南事变发生，粟裕的一支部队正在我们那儿打游击，借用了我们学校的场地，要开一个声讨国民党的大会。因为我是学校的儿童团团长，他们也请我到会上看。我看到了整个部队里的兵，很气愤地把刚刚戴到帽子上的国民党的帽徽，纷纷撕下来，放在脚下踩。他们对国民党很不满。
1944年，我就参加了新四军的一个文工团。穿上新四军军装后，回家让我父母看看，想着让他们高兴高兴，但是家里人很害怕。那时候参加新四军，怎么得了啊。被日本鬼子发现了，全家大小都要“撕拉撕拉”的。所以就改了名字，也改了学历。这样别人调查，也不知道我是哪个戴家的人。
南都周刊：加入新四军时，你父亲是不同意的？
戴煌：是啊，父亲很不屑，他看不起我。他说，你不应该参加新四军，应该参加国民党的队伍。我父亲说，孙中山把清王朝推翻了，这是伟大的，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是革命正统。我父亲就是这种思想，这方面我和他没怎么交流过。
我在参加革命的时候，我的长辈们相信国民党是主流，相信共产党的不多。当时参加革命的人，都是想打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共产主义天下。国民党已经反动了，我认为当时共产党是好的。
我上面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排行老六。父亲上学时成绩很好，虽然没有考上举人，论资历相当于贡生吧，在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后来他学医，成了一个医生。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在镇上有好几家店铺，谈不上最富有，但家庭经济没有困难，有名望。父亲也希望我学医。我十几岁读初中补习班时，他就拿出很多医书让我看，让我背。我没兴趣，背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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