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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大家周思源:光有传统文化不能走向现代化

作者:周怀宗 来源:《北京晨报》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18日 点击数: ( 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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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源著有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文明太后》上下卷、《吴大帝孙权》、《红楼梦魅力探秘》、
《红楼梦创作方法论》等。并发表了评论性文章百余篇。史春阳/摄
  
周思源
 
  1938年4月生,浙江杭州人,原名盛公正。1957年毕业于无锡市第一中学,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后在北京31中任语文教师,至上个世纪70年代末调至北京语言学院(当时名)。现任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红楼梦学刊》编委和中国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理事。
 
红学大家周思源如是说
 
搞红学源于人生误会
 
  二十多年的红学生涯,周思源说他是“误堕红海”。
 
  五十三年前,周思源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时,梦想当一个作家。
 
  三十一年前,周思源第一次完整地看了一遍《红楼梦》。再看时已经是八年后了。
 
  二十二年前,周思源发表了第一篇红学论文《论红楼梦的浓度》,从此走上红学之路……
 
  但是,人生因缘际会,周思源感叹:“人生往往身不由己啊!”
 
  7岁半前一直逃难
 
  在娘胎里就开始逃难,六岁时差点儿被日本飞机炸死。周思源说,“我对侵略者的痛恨是与生俱来的,骨子里我是个鹰派。”
 
  周思源的简历中写着:1938年4月生,浙江杭州人。周思源确实是杭州人,然而他第一次到杭州,却已经是七岁半了。他说:“我出生的时候,杭州已经沦陷,我在娘肚子里就开始逃难,我是在浙江浦江县一个小山村出生的,随后一路逃难,最远到了广西,后来又折回到江西和浙南。”
 
  周思源对童年时代的最初记忆大多和战争有关,他说:“我对侵略者的痛恨是与生俱来的,从骨子里我就是个鹰派,这是小时候的经历所决定的。我在农村呆到7岁半,一直到抗战胜利,大部分时间在逃难中度过,在生死之间穿梭。我曾经差点儿被日本飞机炸死,被机枪打死。那时母亲带着我姐姐、弟弟和我住在浙江青田县县城,经常遭到日本战机的轰炸。记得有一次,我母亲正在上班的时候,又有日本战机突袭扔炸弹,母亲只能躲在机关外面的一个墙角处,但因为很担心我们姐弟,就挪到了附近一块大石头后面,结果躲在那个墙角的母亲的一个同事李阿姨被炸遇难了。还有一次,我们听到警报后赶紧坐小船到瓯江对岸躲避,日本战机在上空盘旋,还架着机枪不停地扫射,子弹就打在不远处的水面上,船工拼命将船划到岸边,我们拼命往前跑,而子弹就在我们身后爆响,真是命悬一线啊。”
 
  儿时对逃难和轰炸的记忆,影响了周思源的性格和兴趣,“我从小就非常关心军事,爱看军事报刊,直到现在有关军事的电视节目几乎也是每期必看”。
 
  8年辗转6所小学
 
  第一次上学只上了不到两个月。原本6年的小学他断断续续上了8年,期间辗转了5个地方的6所学校。
 
  因为抗战时期的逃难经历和家庭变故,周思源最初的求学生涯同样也是在迁徙中完成的。周思源说:“我开始上小学时,还不到5岁半,那时贪玩还有点浑,第一天上学我就逃学了。那是在浙江云和县一个很小的县城,是当时浙江省政府的临时省会。我们在云和县的家和学校之间隔着一条小溪,溪上有座小木桥。记得第一天上学,是姐姐带我去的,可是过桥时我死活也不肯过,姐姐舍不得对我武力解决,只好先送我回家。但是终究躲避不了上学,在被妈妈严肃教育后的第二天,我还是被姐姐‘押赴刑场’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一个输在了起跑线上的孩子。”
 
  周思源第一次上学只上了不到两个月,他说:“当时日本人的轰炸机在浙江衢州一带扔下细菌弹,鼠疫肆虐,后来蔓延到了云和,我们在上学的路上,常常可以看到出殡的队伍。于是,我们只能继续逃难,直到第二年我才重新上了一年级。”
 
  1949年,原名盛公正的他过继到周家,改名周思源。由于抗战和生病的原因,周思源不得不各休学了一年,原本6年的小学,他断断续续上了8年,期间辗转了5个地方的6所学校,有时甚至一年三换。
 
  13岁独自背井离乡
 
  这种经历让现在的周思源回想起来认为:“让孩子从小经历丰富一些,对于他的品质、意志的锻炼都是很有好处的。”
 
  逃来逃去,当初那个贪玩不愿意上学的孩子已经慢慢长大了,他学会了坚强和自立。1951年夏天,13岁的周思源离开上海,独自一人去120公里外的无锡求学。
 
  周思源说:“当时我有个亲戚在无锡,他告诉我到无锡火车站下车,花一毛五分钱坐黄包车就可直接到市中。火车上有无锡乘客听说我要去考‘市锡中’,因为我当时说的是上海话,而上海话的‘市锡中’和无锡话‘私锡中’听起来差不多,那个乘客便说‘去私锡中在南门站下走几步路就到了’。可是我下车一看,四周全是稻田,一望无际,一个人都没有,顿时傻眼了,几经周折才到了‘市锡中’。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够13岁就背井离乡独自外出求学,这是艰难的童年所锻炼而成的。让孩子从小经历丰富一些,对于他的品质、意志的锻炼都是很有好处的。”
 
  6年中学至关重要
 
  那所学校从不排名次,学生们都很自由,选学生会干部要通过竞选。
 
  让周思源深感庆幸的是,无锡一中是一所很开明宽容的学校。“我在无锡一中读了6年,受益匪浅,那所学校从不排名次,学生们都很自由,选学生会干部要通过竞选。那里的老师也非常好,很多老师至今仍然让我记忆深刻,比如当时的数学老师不光教我们怎么解题,还教我们怎么用最简便的方法得到正确答案。按照现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这是我一生中奠基的6年。倘若你回头看就会发现,中学时代尤其是高中,对一个人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人的身体、思想、价值观、人生观形成和成长的关键阶段。一个好的学校,一个好的老师,可能会改变人的一生。而大学的课程,尤其是人文类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可以通过自学掌握的。能够进入无锡一中,是我的幸运。”周思源对记者说。
 
  5年大学非常自由
 
  周思源这样评价大学生活——学校不重视分数,所以学生当然也不把分数放在心上,看重的是能力。
 
  对于自己的大学生涯,周思源也充满赞美之词。
 
  周思源说:“复旦不重视考试,固然有政治运动的干扰,也有学术自由传统的影响。大学5年,我修过30多门课,但是我的成绩册里只有10多门是有成绩的,有的只有课程名字,有的连名字都没有。我没几个5分,所以在马拉松的中间阶段我也输了。”周思源笑着说:“学校不重视分数,所以学生当然也不把分数放在心上,看重的是能力。幸亏我毕业论文写得不错。”
 
  刚入学的时候,周思源就遭遇了一场考试风波。“复旦中文系新生入学都要经过几个甄别考试,如果通过考试,这门课程则可以免修。这不仅可以节约时间,还代表着某种荣誉。我印象最深的是写作课的考试,90名新生中第一次宣布免修的只有几个人,其中没有我,脸上便有点儿挂不住,因为高中时我在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一些文章。我和另一个同学去找系主任朱东润教授,朱老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他根本不看我们的‘代表作’,也不讲什么大道理,只说‘你们知道吧?’那是一个比我们高一届、有名的诗人,朱老接着说‘他都上写作课!’于是我们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就灰溜溜地走了。第二次上写作课,老师第一个表扬我,并宣布我可以免修。但我选择继续上课。老师的写作教学方法直接影响了我,后来我教了二十年的中学语文,用的就是当年老师教我的方法。”
 
  41岁首次读完《红楼梦》
 
  直至1979年,因为受邀把《红楼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才第一次完整仔细地读了《红楼梦》。
 
  1962年大学毕业后,周思源被分配到北京31中教语文,整整20年的教书生涯很不平静。1982年10月,周思源调入北京语言大学教留学生汉语。
 
  周思源说:“其实我接触红学很晚,也很偶然。我本来最爱看的是侦探小说和反间谍回忆录。至于《红楼梦》,我上初中时看过,但没有看完,当时觉得哪有《三国》、《水浒》来劲儿!一直到1979年,有一位艺术界的老前辈,邀请我和另一位年轻人一起帮忙把《红楼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我才第一次完整仔细地读了《红楼梦》,看完后我觉得自己根本不行,于是我放弃了。”
 
  50岁被“红浪”越冲越远
 
  87版《红楼梦》的播出,使周思源误堕“红海”,至今不能上岸。
 
  这一放就又是8年。1987年,王扶林导演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出,周思源才再一次接触《红楼梦》,他说:“电视剧播出的时候,我边看电视边对照原文,看哪些地方改得好,哪些改得有问题。有了一些想法,便开始写文章,没想到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一发不可收,终于误堕‘红海’。虽然明知‘红海’无边,回头是岸,可是红浪汹涌,把我越冲越远,至今不能上岸。”十几年后一次座谈会上,著名红学家蔡义江笑着对王扶林说:“王导,您培养了一个红学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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