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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文革中曾加入过“湘江风雷”的哲学家
【导读】到长沙后，邓加入“湘江风雷”下面的山鹰派，募捐筹集了100多元“巨款”，办了一份知青报纸，被称为“知青运动走向理论化的开始”。报纸才出一期，“湘江风雷”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反动组织。
邓晓芒，长沙人，1948年生。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邓晓芒1996年开始翻译康德“三大批判”，是国内从德文原著翻译第一人，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刷新了国内在该领域的水平。近年来，邓晓芒经常针对社会现实问题在媒体上发言，被认为是敢言的知识分子。2011年，邓晓芒入选潇湘晨报十年风尚学人。2月27日，邓晓芒做客晨报大讲堂，并受邀在中南大学针对文学、哲学问题进行了两场讲座。期间，《湖湘地理》记者进行了跟踪采访，并于2月28日、3月1日两次对话邓晓芒，聆听他的传奇经历和心路历程。
【长沙经武路】
从以前国民党军官留下的官邸里搬出，结束了相对优越的家境
邓晓芒1948年出生于东北，一年后随父母南下长沙。邓的父亲是一名地下党员，从湖南一师毕业后，当过编辑，开过书店，这些工作只是掩护，后来被一位左派国民党军官请去当副官，国共内战时去了东北，策动国军起义，立了功。
1949年后南下，邓的父亲在新湖南报（今湖南日报）工作。新湖南报的前两任社长是李锐和朱九思，之后是邓的父亲。办公和生活地都在经武路的一栋国民党留下的官邸，当时邓被抱在手上，和新湖南报的人一起开会，报社院子里面有一口金鱼池。
邓回忆说，解放初期，干部之间的等级不是很分明，大家都很平等，互相之间都称呼老李，老邓等，觉得很亲切。后来邓的父亲当了社长，来的两个副手，开始提倡改称官职，父亲开始觉得很不习惯，觉得原来的叫法挺好的。
以前那种朴素单纯的风气从此开始改变。邓父做了社长，却不能左右报社风气的走向，尽管上级强调清正廉洁，不能送礼，但报社上下开始流行送礼的风气，两个副手在公开场合表态不能送礼，但每到逢年过节，却私下开车去省委送礼，也给邓的父亲送礼。
邓父对此持无为而治的态度，别人给他送礼，他就和家人一起吃掉，但绝不回送，也不会给别人送礼。邓的做法让他成为少数派，逐渐被边缘化。
1957年反右开始后，邓父已被调往湖南省文教办当主任。但因为人正直，有亲和力，报社被打成右派的同事都找他诉苦，最后，已经离开报社的老邓被新湖南报打成右派，并被戴了一顶“总后台”的帽子，由此也连累到母亲。
生性率直的老邓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是右派，却从此给一家人的命运带来不小的改变。一年后开始处理此事，邓家就从新湖南报分配的住所，一栋前国民党军官留下的官邸——有10多间房子，还配有保姆、警卫员——搬出，结束了相对优越的家境。
抄家时，来人从一间狭窄的堆放杂物的房间找出枪抄走，邓晓芒非常吃惊、好奇父亲原来还有枪——父亲是军人，解放后仍然保留了配枪的待遇。
【长沙河西集贤村教师宿舍】
火车北站到处是煤，黑漆漆的，很脏，他看见过便河里的帆船
这段对于大人乃至整个家庭来说不幸的经历，对于孩子来说却丝毫没感觉到，甚至还有很大的欢喜。因为被从报社扫地出门后，全家即将搬往的住所令人心动、向往，那是只有每年少先队员节日，还有一次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才到过的地方——岳麓山。
邓的父亲被贬到湖南师院（今湖南师范大学）教材发行科担任普通职员，家住到该校集贤村教师宿舍，搬家那天，邓背着一个包裹随家人一起过河，兴高采烈。
集贤村的宿舍是一排连在一起的平房，一排房子有八户人家，每户人家两间房子，屋里有天井，屋后有厕所和洗漱场所。八户人家共一根自来水龙头，由于靠山，位置较高，经常停水，住户得到山下挑泉水。
邓家有5兄妹，邓是老大，有两个妹妹，两个弟弟，排行第三的妹妹就是作家残雪（原名邓小华）。加上父母和生活在一起的外婆，一家8口人挤在两间并不宽敞的房子里。父亲因为办公占去一间，另一间老人和孩子住，摆放了三张床，所剩空间已不多。
也许是空间拥挤的缘故，兄妹之间有时吵架，大吵之后，撕对方的书，把对方抽屉里的东西倒出来撒一地，让本已凌乱的房间更乱。兄妹里最“怪”的人要属残雪，天生就有一副桀骜不驯的个性，“大人要她向左，她偏要往右”，外婆斥之为“妖魔鬼怪”。
外婆经常带孩子们上山捡柴、拾蘑菇。但是在1960年，分配的粮食本就不多的外婆为了让孩子们吃更多食物，患上了水肿病，最后饿死。外婆死前一星期，还去山上捡柴，家里的一只鸡因为没有食物奇瘦无比，夜晚被黄鼠狼咬伤，最后杀了，熏干挂在墙角上，此时神经已经恍惚的外婆不断叫嚷老鼠来咬我们的鸡了，但是一看什么也没有。
外婆起来解手，却坐在痰盂上起不来了，年纪尚小的邓晓芒怎么背也背不动。幸好这时在衡山劳改的母亲接到电报当晚赶回来了，才把外婆抱到床上，第二天就把外婆送往长沙市四医院。但医院告知，已经回天乏力了。母亲说要回家拿一床毯子给外婆盖，医院说要她快点，要不就见不到了。母亲凌晨赶回来时，外婆已不见了，已去世并被送往火葬场，家人赶到时已火化，连骨灰都没有留下。外婆去世前无人在身边，成为这一家永远的遗憾。
邓晓芒在“三年困难时期”没长高一厘米，对于正处在长身体时期的他来说，这并非咄咄怪事。他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那时坐落在颓败的岳麓书院里面的师院附小要翻过一座小坡，上学途中他还要休息一阵，因为太饿了，有气无力。
母亲摘帽后，被调回湖南日报，在报社员工宿舍分了两间房子，全家又搬离岳麓山，而他们住过的集贤村的房子至今还在。
位于松桂园附近的湖南日报宿舍对面是长沙市四煤站（今火车北站），地上到处是煤，黑漆漆的，很脏。在更早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里有一条便河，河里有帆船，邓晓芒在岸上看见过那些船帆的移动。
邓一家人搬回河东前后，因患严重心脏病被免于下放农村改造而调往湖南师院教材发行科的父亲，后来又被调往学校图书馆，负责看管图书馆旁边的一片柑橘园，有一次儿子来找他时，他正在柑橘园旁看守柑橘。邓发现，父亲似乎对自己的遭贬并不是很失落，淡然处之，经常还会给母亲和孩子们借一些小说回来看，成为家中成员争抢的对象。
父亲1962年也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1964年，在长沙市三中（今明德中学）即将初中毕业，憧憬着继续升学的邓晓芒，成绩名列班上前三，打算报考长沙市一中，还被老师挽留，但在考试完后，发通知前被告知，因为父母是右派，不予录取，读书的前途已被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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