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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正：中国人就要回来做事情
“大器，圭璋也。”语出《左传·文公十二年》。大器未必晚成，一切有大才、担大事之人，均为大器。
学术文化之大器者，前有陈寅恪、王国维，后有顾颉刚、余英时。当一代大家年迈、老去，谁是下一个堪当大任的文化巨擘？这不是一个有如占星、卜算的游戏，而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命题。“大器”访谈系列，不为树立，只为追寻——追寻那些在各自的学术文化生涯中独树一帜并坚守自我的人们。他们就是希望。——编者按
陈方正（资料图）
“我喜欢说笑，可是我太太讲：陈方正在他父亲面前好像变了一个人，老老实实，一句笑话也讲不出来了。”陈方正先生笑道。他的父亲陈克文（1898—1986）身后留下12册日记，记录八年抗战和国共战争期间在国民政府的见闻、特别是两度撤离南京的始末。2010年3月起，由陈方正先生编校的《陈克文日记辑录》在《万象》连载。前言中他介绍：陈克文生于广西岑溪县，广东高等师范毕业后加入国民党，“促成此事的是比他稍长的小同乡甘乃光。甘毕业于岭南大学，才华出众，深得左派领袖汪精卫器重，在党内扶摇直上”。因为这层关系，陈克文长期被视为汪派中人。直到1938年汪公开投向日本，陈克文才与其划清了界限。陈克文历任行政院参事、立法委员、短暂的立法院秘书长，长期负责实务使他得以从内部和中层来观察政府运作和众多政坛人物言行。《陈克文日记辑录》颇具历史价值。
1949年，陈方正一家在父亲带领下先后来到香港。后来父亲到圣保罗中学担任国文和历史教职，陈方正也在此就读。有一次，钱穆到学校来演讲，陈方正被派在前排做记录，虽然不大听得懂无锡口音，但他为钱穆的言谈和气度倾倒。后来陈方正读到钱穆的《国史大纲》和《历代政治得失》，对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也翻阅过唐君毅的《人文精神之重建》、牟宗三的《认识心之批判》、劳思光的《康德知识论要义》，更对他们主持的《自由学人》月刊深深入迷。当时父亲利用课余时间办《自由人》政论周刊，和这些学者大都稔熟，陈方正却从来没有想过和他们攀谈，向他们请教，“大概因为我比较笨，就像我们广西人。我爸爸是从乡下出来的，脑子不那么灵活，许多事情不会拐弯” 。
中学期间，陈方正兴趣广泛，英文学得很好。他的英文老师赖恬昌出身世家，父亲赖际熙是前清进士，即著名的“赖太史”，香港大学第一位中文教授。多年后，陈方正到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有机会与赖恬昌的大学同班同学刘殿爵合作编先秦两汉传世典籍逐字索引。他说：“刘殿爵晚年神经老是很紧张，消化因此不好，这和他做学问很严谨、很认真不知道是否有关系。刘教授终身不娶，他四兄弟姐妹都没结婚，是很奇怪的。赖先生说，当年在港大他们同班四个好朋友中，大家公认金应熙学问最好，刘殿爵第二，赖自己只排第三。赖先生为人豁达，他教我们英文是大而化之，很宽松的。他将近九十岁了，还天天自己上街，和朋友喝酒吃饭，真是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太难得了。”
1957年陈方正中学毕业，其后申请到全额奖学金，赴哈佛大学攻读本科。他从香港带了一口至少重三百磅的大木箱，装满科学、数学、历史、小说、诗歌、哲理书籍，八年后回港工作，又全都运了回来。陈方正自认在哈佛大学“一味以行军打仗的心情去攻读最艰深的课程”，后来他选择去附近的拔兰大（Brandeis）大学攻读博士，但此校所处的Walthm小镇闷得要死，于是陈方正跟从前哈佛大学的同学陈礼谦在剑桥合租房子同住，开一辆有十年历史的破车上学。1965年夏天，住在楼下的吴大峻带来一位哈佛教授介绍给陈方正，说那位教授上了围棋瘾，希望和他下棋。陈方正当时正为论文苦苦挣扎，推说没空。那位教授苦笑道：“论文嘛，我倒可以替你写的啊！”然后无奈离去。三年后，陈方正到日内瓦国际原子能研究中心（CERN）访问，不意和那位教授异地相逢，两人客中寂寞，下棋消磨了许多个黄昏。原来那人是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共同得主之一格拉肖（Sheldon L. Glashow）。
1966年夏天，陈方正通过博士论文口试，随即回到香港，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的教学生涯。1980年，他出任大学秘书长。1986年，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认为从事大学行政是受父亲熏陶：“我从小看父亲起草公文、编目录和报表。他访客总带我去，他们谈公务，月旦人物，议论国家大事，乐此不疲，我这六七岁的孩子一句也听不懂，总是很不耐烦地跑来跑去。可是没有关系，他照样带我去。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种方式：听虽然听不懂，可是无形中会吸收很多东西。三十多年后马临让我去当秘书长，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到了秘书处，我觉得一切都很自然，很容易上手，都不用怎么样学习，其实是小时候无意中跟爸爸学过了。”
“中国杂志办二十年就很难得”
陈方正：广西岑溪人，1939年出生于重庆，1949年随家人迁港，中学毕业后，1958年赴美深造，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及拔兰大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分别获得物理学学士及物理学博士学位。1966年返港，任教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并从事理论物理及高分子物理学研究。1980年出任大学秘书长，1986年出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参与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负责建立“中国古代文献电子数据库”。2002年退休，2004年受邀出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自然科学史讲席”。著有《在自由与平等之外》、《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坎上：陈方正论文自选集1984－2000》、《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等。
“前25
年从政，后25
年教书”
时代周报：外人从你父亲的日记中了解历史风云，那你脑海中的父亲形象又是什么样的？
陈方正：我父亲有个别号叫“用五”，他排行第五，又觉得一生要学以致用。他在家乡的大新小学毕业后，到县城的岑溪中学读书。当时广州的国民党派人沿西江往上游去宣传革命，父亲听了有点兴奋，也受“五四运动”感染。这时候他看到广东高等师范招生，完全免费，还包吃住，所以就心动要出来闯荡。我爷爷很早去世，祖母卖了不知多少担谷子，也许还卖地，这才给他筹到旅费，让他到广州应考。他很幸运，考取了，成为从我们那荒僻的桂珍村出外读书的第一个人。岑溪县在国民政府时代出了两个政界人物，最有名的是甘乃光，他做过国民党中央委员、广州市长，后来外放首任驻澳洲大使。其次就是父亲，他毕业以后入了国民党，因为是农村出身，就安排在农民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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