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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的隐权力成本有多大?

如果用“权力值”这一概念来估算官场权力的含金量,则权力值越大,敬畏、服从它的人就越多,它能换成的收益也越高。老话说:“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
不太严格地说,权力值与官阶成正比,官做得越高,权力值越大,但是,由于官场上存在着隐权力现象,所以,权力值与隐权力也成正比。因此,一个官员要实现自身权力值的最大化,大致有两个途径:第一,正式权力的增量,即“升官发财”;第二,隐权力的增量。由于隐权力妙用无穷,所以后一种途径显得更为重要。
当然,不管是想获取更大的正式权力,还是想捞到更多的隐权力,都需要支付成本。那么,我们就以《道咸宦海见闻录》做样本,来核算一下晚清官吏张集馨的隐权力成本有多大。
一
从投资用途的角度来看,官员的权力成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获得权力的初始成本,任何人要进入官场,首先要拿到官场的入场券;二是初始权力到手后如何维持、保养、增量后继成本。
在捐纳体制下,初始成本较容易计算,比如清代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开捐例,各类官帽子明码标价,根据几份清代捐纳银数的材料,可以制成一个“卖官价目表”(
见下页
)。
但要估算出正途出身的成本则比较麻烦,以张集馨的科考经历为例,大略地评估一下他为获得官员身份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张集馨从5岁入家塾开蒙,到22岁进京捐监,当了17年童生,教育成本有多少呢?
旧时,最大笔的教育成本体现为支付给塾师的薪水,称为“束修”。根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江浙一带家族塾师的束修每月为五千文左右,折算成银子大约有四两。
道光元年(
1821年
),22岁的张集馨还未取得生员的功名,便带着200两银子进京读书。按清代规定,未获得生员资格的考生,如果想参加乡试,还有个变通的办法:到国子监捐个监生,相当于到京城的国立大学当自费生,这叫做“捐出身”,有了国子监学生的身份之后,便可以参加在顺天府举行的乡试了,张集馨准备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张集馨捐监时还差点儿出了意外,他带来的银子被一个亲戚借走且不肯还,几乎误了捐监大事,幸亏他的当卫千总的兄长恰好押运漕粮到京,才帮他垫付了捐监的费用。道光二年七月,张集馨捐监、印结等手续办理完毕,八月便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结果高中黄榜,成功晋身为举人。但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张集馨却榜上无名,三年后的会试,他再一次名落孙山,张集馨一边铆足劲儿继续考进士,一边接受礼部安排,到一处国立学校当教习,报到时又被索去二十多两银子的手续费。
道光九年(
1829年
),张集馨总算中了新科进士,拿到了一张响当当的官场入场券。为着这张入场券,单来计算经济账至少也有一千两银子了。不过,一千两银子的初始成本,与张集馨入仕后为维持、增持其权力值的后继成本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张集馨虽非投机钻营之辈,不过人情应酬都能随俗,连他自己也承认:“
应酬不可谓不厚矣!”
那么,官场应酬的开销有多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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