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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的隐权力成本有多大？
如果用“权力值”这一概念来估算官场权力的含金量，则权力值越大，敬畏、服从它的人就越多，它能换成的收益也越高。老话说：“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
不太严格地说，权力值与官阶成正比，官做得越高，权力值越大，但是，由于官场上存在着隐权力现象，所以，权力值与隐权力也成正比。因此，一个官员要实现自身权力值的最大化，大致有两个途径：第一，正式权力的增量，即“升官发财”；第二，隐权力的增量。由于隐权力妙用无穷，所以后一种途径显得更为重要。
当然，不管是想获取更大的正式权力，还是想捞到更多的隐权力，都需要支付成本。那么，我们就以《道咸宦海见闻录》做样本，来核算一下晚清官吏张集馨的隐权力成本有多大。
一
从投资用途的角度来看，官员的权力成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获得权力的初始成本，任何人要进入官场，首先要拿到官场的入场券；二是初始权力到手后如何维持、保养、增量后继成本。
在捐纳体制下，初始成本较容易计算，比如清代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开捐例，各类官帽子明码标价，根据几份清代捐纳银数的材料，可以制成一个“卖官价目表”（
见下页
）。
但要估算出正途出身的成本则比较麻烦，以张集馨的科考经历为例，大略地评估一下他为获得官员身份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张集馨从5岁入家塾开蒙，到22岁进京捐监，当了17年童生，教育成本有多少呢？
旧时，最大笔的教育成本体现为支付给塾师的薪水，称为“束修”。根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江浙一带家族塾师的束修每月为五千文左右，折算成银子大约有四两。
道光元年（
1821年
），22岁的张集馨还未取得生员的功名，便带着200两银子进京读书。按清代规定，未获得生员资格的考生，如果想参加乡试，还有个变通的办法：到国子监捐个监生，相当于到京城的国立大学当自费生，这叫做“捐出身”，有了国子监学生的身份之后，便可以参加在顺天府举行的乡试了,张集馨准备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张集馨捐监时还差点儿出了意外，他带来的银子被一个亲戚借走且不肯还，几乎误了捐监大事，幸亏他的当卫千总的兄长恰好押运漕粮到京，才帮他垫付了捐监的费用。道光二年七月，张集馨捐监、印结等手续办理完毕，八月便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结果高中黄榜，成功晋身为举人。但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张集馨却榜上无名，三年后的会试，他再一次名落孙山，张集馨一边铆足劲儿继续考进士，一边接受礼部安排，到一处国立学校当教习，报到时又被索去二十多两银子的手续费。
道光九年（
1829年
），张集馨总算中了新科进士，拿到了一张响当当的官场入场券。为着这张入场券，单来计算经济账至少也有一千两银子了。不过，一千两银子的初始成本，与张集馨入仕后为维持、增持其权力值的后继成本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张集馨虽非投机钻营之辈，不过人情应酬都能随俗，连他自己也承认：“
应酬不可谓不厚矣！”
那么，官场应酬的开销有多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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