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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体制内,怎能不变形

作者:含 辛 来源:《百家讲坛》红版 发布时间:2010年12月31日 点击数: ( 字体: )
魏忠贤
 
有明一朝,宦监猖狂。
 
明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号称九千岁,权倾朝野,一手遮天。年已80岁的首辅顾秉谦不顾胡子已经拖地,还拉着儿子认魏忠贤为爷爷,婉转地达到认魏忠贤为爹的目的。而明英宗时的侍郎王佑就没有顾秉谦那么含蓄了,大太监王振红得发紫时,王佑在其面前恨不得长出一条尾巴。一日,王振故意调侃他:“你一把年纪了,怎么没有胡子啊?”王佑立刻回答:“老爹没有,佑安敢有?”认爹认得干脆直接,一点儿都不拖泥带水。明神宗时,即便是张居正这样的名臣,也得时不时地贿赂大太监冯保。《明史》中载:居正“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
 
没有人生下来就甘愿做奴才、当走狗,愿意奴颜婢膝地自辱自污、自轻自贱、自甘无耻。然而,在遇到一个畸形的朝廷、畸形的体制时,即使如张居正这般有为之臣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向太监之流寻求帮助,更遑论那些削尖脑袋要向上爬的各级官吏了。
 
体制是个什么东西?《字典》的解释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其实,体制就像是一个硕大又无形的铁靴子,任何一个人只要涉足其内,要么像明清女人那样裹成三寸金莲,要么削足适履,除此之外,只有一个结果:被这个体制淘汰出局。
 
中国官僚体制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上级任命制官吏的升迁降黜、荣辱沉浮,不是由老百姓拥护、热爱与否决定,而是与他们上级的德行、好恶密切相关。所以,体制内稍想进步的人就不得不服从一种潜规则:跟人与站队;就不得不形成一种人身依附格局:上交则谄,下交则渎。
 
在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极权统治下,且不说皇帝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绝对独裁者,连皇权化身的各级官吏也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人要想施展“平天下”的理想,想精忠报国,除了进入体制内和依附各级官吏外,几乎没有别的进口。所以“入体制,走仕途”几乎成了全民共识。
 
所以,体制内的怪胎与畸形儿层出不穷。没有无耻,只有更无耻。
 
武则天一朝,有三大媚臣为后世所不齿。据《朝野佥载》记载:“唐天后时,张岌谄事薛师,掌擎黄随薛师后,于马旁伏地承薛师马蹬;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粪秽;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我们单说宋之问。
 
宋之问多才多艺,不仅“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世称三绝。但这个体制内的人为了向上爬,其行径甚至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底线。
 
元代辛文房所著《唐才子传》载,宋之问的外甥刘希夷作了一首《代悲白头翁》,其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宋之问非常喜欢,想占为己有。刘希夷先是顾及老舅情面答应给他,后来又反悔了。宋之问竟派人用土囊将刘希夷压死在自家的后园。
 
武则天当政时,他毛遂自荐要给武则天当男宠,并写下“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的诗句,表达自己迫切盼望爬上龙床的心情。武则天嫌他口臭熏天,他就一天刷数十遍牙,并高价从药铺里买来鸡舌香含在嘴里,可武则天还是没有“纳”他入宫。失意的宋之问就退而求其次,倾心媚附女皇内宠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不但为他们歌功颂德,而且只要张易之内急,宋之问就恭恭敬敬地端着尿盆侍候,其下作和媚态,让人叹为观止。
 
不仅如此,张氏兄弟被诛后,宋之问被贬泷州。逃回洛阳时,好友张仲之不但不避嫌,还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但宋诗人听到张仲之与王同皎等人密谋除掉武三思时,竟指使其侄子向武三思告密,导致张仲之、王同皎等被斩首弃市。宋之问则“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
 
宋之问可以说是体制内畸形人的集大成者:附炎趋势、媚态百出、贪天功为己有、卖友求荣、落井下石……但若仔细分析,宋之问之举也不奇怪,有什么样的体制,就会制造出什么样的人,唐周时武则天以鼓励告密为举国体制,所以,才有宋之问忘恩负义的告密;明朝中后期,宦官太监专权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才有省部级高官寡廉鲜耻地在太监面前的俯首帖耳、丑态百出。
 
体制对人性的扭曲,由此可见一斑。所谓人在体制内,怎能不变形,但有没有一种体制,可以把人变成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公民,而不是寄生虫、应声虫、鼻涕虫之类的东西呢?有没有一种体制,让体制内的人都是浩然正气、心系苍生的好官、清官,而不是“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贪官、赃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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