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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期】谋反叛乱？故意设局？——看朱元璋如何成大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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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五月，朱元璋集团收编巢湖水师廖永安、俞通海等部，顺利渡江。六月，义军攻克太平，“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知府事，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此，有了支撑点的朱元璋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先后攻克集庆、扬州、徽州、建德等地，开疆辟土，实力迅速壮大，元廷及南方各路诸侯大震。
 
然而，就在朱元璋一路高歌猛进之际，却忽然遭受到了来自集团内部的陆续重创。至正二十二年二月初七，金华、处州两地苗军叛乱，浙东地区一片混乱。未及稳定，三月十七日，早先归降的陈友谅部将祝宗又在江西倒戈反叛。两次叛乱，均规模巨大，大批官员及将领被杀，朱元璋元气大伤，不少重镇被陈友谅趁机侵占。不仅如此，《明太祖实录》载，在此时，根据地应天又发生了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的叛乱。
 
叛乱发生在根据地，且直接由集团的高级将领发起，如果成功，对本已“受伤”的朱元璋的打击毫无疑问是致命的。
 
邵荣是朱元璋军中重要将领，对于他为什么要叛乱，大部分史家均延续了和《实录》一致的说法：“益骄蹇，有觊觎心。”如明末著名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就据此更深入地解释道：“彼渡江旧勋，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柄独握，未免为所欲为耳。”
 
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很具代表性。当时群雄林立，朱元璋尚未与军中诸将确立君臣关系，彼此只有上下级之称，不存在所谓君臣之义。朱元璋从普通士兵渐至提兵，一路升至行省平章、丞相，到至正二十一年，又被龙凤政权晋封为吴国公，声势煊赫，俨然一方诸侯。而军中将领与其同起草莽，或有觊觎之心，欲取而代之者，亦很正常。
 
那么，假如邵荣的谋反成功，他是否就有取朱元璋而代之的资格呢？
 
现存史料唯有《实录》对邵荣有简单含糊的介绍，说他与朱元璋“同起兵濠梁”，但并没有说他曾经投奔或投降过朱元璋。
 
另据《实录》记载，至正十九年初，“平章邵荣破张士诚兵于余杭”。此时，朱元璋本人也任行省平章，直到“是年五月，太祖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两年后，朱元璋被封为吴国公时，“以枢密院同知邵荣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同佥常遇春为参知政事”。朱元璋手下第一大将徐达也是在此四个月后才升为枢密院同知的。由此可见，至少在朱元璋完全接管义军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邵荣在集团中的地位虽然比朱元璋略低，但却远高于军中其他将领，是朱元璋集团的“二当家”。拥有了这层身份，又非朱元璋嫡系，动非分之想，在当时的乱世实属正常。正如明人徐祯卿在《剪胜野闻》中所言：“太祖之初振也，将属皆草莽粗士，人人欲更试。”
 
所以，若仅仅从《实录》中这段刻意被简单化的记载来看，这次叛乱再正常不过，并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但仔细翻检其他明代文献中关于邵荣的记载，许多问题便暴露了出来。
 
其一，邵荣虽非朱元璋亲信，但在义军中一直高居第二，位高权重，然明代的各种官私笔记、史书文献却对其生平事迹均很少着墨。即便是偶尔提及，也是遮遮掩掩，笔法极为小心，有明显淡化、回避的意思，即使在现在，也很少有人知道朱元璋军中曾有这样一号大人物。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是一个被明朝历史有意识、有选择地遗弃的人，与后来那些同样被朱元璋杀掉的文臣武将相比，待遇大不相同，个中原因，岂能仅是因为这次叛乱造成？
 
其二，最关键，也最耐人寻味的是，《实录》中所载的邵荣“谋反”的具体过程，现在看来，其中所谓“会大风卒发，吹旗触上衣，上异之”，虚虚实实，隐约透示“谋反”本是莫须有之事。而在朱元璋起疑心之后，恰巧就有邵荣的部下出来告发，难免有事先设局的嫌疑。并且，这次叛乱的事发过程怎么看都与数十年后同样被朱元璋以“谋反案”处理的重案—“胡案”、“蓝案”的爆发如出一辙，这样巧合的事太过蹊跷，也难以让人信服。
 
故而，至正二十二年的邵荣叛乱，远远没有《实录》中刻意描述的那么简单，其中极有可能涉及早期朱元璋集团内部不少鲜为人知且不欲为人知的政治秘密。
 
二
 
故事得从头讲起。
 
至正年间，天下已是大乱，而罕见持久的大旱灾更使百姓的生活陷入了绝境。至正十二年，24岁的朱元璋只身投入反元起事的郭子兴军中，做了一名普通的士兵。一般说来，对于普通百姓，倘不是身陷绝境，没有人会主动走上这条道路、事实上，朱元璋也的确是已经到了走投无路、连游方和尚也当不了的时候了。除了投奔义军造反，他找不出其他的出路。
 
由于朱元璋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很快就得到器重，成了郭子兴的亲信，郭子兴将养女马氏妻之，并将其提拔为卫队头目，后又迅速升为军中的骨干将领。
 
三年后，至正十五年，郭子兴不幸病死，义军处于群龙无首的内乱局面。《天演玉碟》记载：“会滁阳王（郭子兴）卒，(朱元璋)遂并其兵，纳其次室之女。”数年后朱元璋回忆这段历史时亦自称：“及王毙，王子不能驭诸豪英兵……朕率众渡江。”因此，此后大部分史书均延续了这种说法，并普遍流行到了现在。
 
但流行的并不一定就是真理，关于当时的情形，在明人俞本的《皇明纪事录》中则是另外一种说法：“郭元帅卒，众奉其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佑次之，上次之。”而俞本曾任职于义军中，因此这种说法应该比较可靠。
 
而《实录》也记载道：“子兴即卒，孙德崖欲统其军……时汝、颖倡乱者杜遵道、刘福通等自硒山夹河迎韩山童之子林儿为帝……平定后，推子兴子为都元帅，天佑为右副元帅，上为左副元帅。”朱元璋闻之不受，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
 
显然，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在义军中的职务的确仅是左副帅，虽然《实录》的修撰者不敢太过篡改事实，明说郭子兴死后由朱元璋直接接管了义军，但他在文字上千方百计维护朱元璋的用心却依然暴露无遗，究其原因则在于：
 
第一，郭子兴死后，另一义军首领孙德崖企图吞并郭子兴的部众，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不敢也无力抗辩，故写信给朱元璋，邀其为他辩白。修撰者这样处理，正呼应了后来朱元璋自述的“及王毙，王子不能驭诸豪英兵”，从而凸显出相比郭天叙他更有能力统率这支义军。
 
第二，当时诸将领问张天佑能否带领大家抵御元军，张天佑“自盼不能”，暗示除朱元璋以外，军中已无他人能够统率诸将。
 
第三，正是因为郭子兴的旧将张天佑代表义军前往亳都接受册封，而朱元璋当时有事没有参与，才导致了龙凤政权在人事安排时将郭天叙和张天佑位于朱元璋之上，故而，朱元璋遂气愤不受。
 
在这段记载中，修撰者巧妙设计，费尽心机将朱元璋的位置及委屈安排得合情合理，为其以后能够完全掌握这支义军作了铺垫。《实录》记载的真实度因此大打折扣。
 
根据日后郭天叙亲自率军攻打集庆的表现来看，他并非如《实录》中所述的胆小无能之人。而张天佑作为郭子兴军中的老将，郭天叙的舅父，其地位不应该比朱元璋低，由他代表义军的主帅前去亳都受招，也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朱元璋即使最有能力统率这支义军，但作为郭子兴的养女婿，不过其家将而已，在郭子兴有子的情况下，他并没有能够超越其子直接继承这支义军的权力。故此，龙凤政权对这支义军的人事安排是完全符合当时实情的：郭子兴死后，郭天叙作为其长子理所当然继承义军，直接升为军中主帅，而其下属张天佑和朱元璋则各统部众，按照军中地位的高低顺序，分别担任义军的二当家和三当家。不过，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郭天叙显然已不能像其父那样完全节制像朱元璋这样的高级将领了。
 
而朱元璋看到任命书后失望至极的怨愤之语—“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恰好透露出了一个重大的信息：当时的朱元璋已不仅仅满足于做义军的副帅。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慢慢膨胀起来的野心，已经在驱使着他必须独自拥有这支义军。而这个信息，不久之后就得到了印证。
 
至正十五年六月，义军攻克太平路，并随即在此设立元帅府，作为义军的指挥部及郭、张、朱三位元帅的官署。俞本《皇明纪事录》中记载：“是时，三帅虽共府置事，运筹决策皆自上裁，将士乐战，军民倾向，权归于上矣。”显然，义军发展到此时，朱元璋已通过种种手段将军中事务的决策权大部分控于手中，实际上他已经是义军事实上的主帅了。这在《实录》的记载中，表现得极为露骨：“改太平路为太平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诸将奉上为大元帅。”文中只字不提郭、张二帅，俨然朱元璋的地位已反超两位上司，成为全军统帅。而事实上，朱元璋真正“独任元帅府事”则是在此后三个月，义军攻伐集庆，郭、张二人战死之后。《实录》修撰者这样记载，明显是想混淆众人视听，制造出一种朱元璋一直是军中主帅的假象。
 
现在看来，《实录》修撰者的苦心确实让人佩服，但更让人佩服的是近六百多年来，他们描述的万人之上的一军统帅朱元璋的形象，完全掩盖了他在崛起时运用多种手段铲除影响其“独大”的伙伴、同事乃至上司，为兵权独握而扫除障碍的事实。这才是他们制造这种假象的最终目的，可喜的是他们做到了。在他们的影响下，没有人怀疑，朱元璋起自布衣，凭借诸将之力平定天下。然而，诸将与其同起草莽，与他本无君臣之义，为何最终皆能俯首称臣呢？（更多详情请关注《百家讲坛》杂志）
                                                                  【来源：《百家讲坛》（红版）2009年第六期】

作者：冬 子 来源：《百家讲坛》（红版） 发布时间：2009年0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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