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漫长的岁月,仇恨的火焰持续燃烧在“巴黎公社社员墙”上,散发出阴郁而炽热的混合气息。这堵著名的灰色砖墙,位于拉雪兹神甫墓地东北角76号墓区,中文译名为“巴黎公社社员墙”(“Mur des Fédérés”),其上镶有一块灰白色大理石板,并刻以三行简洁的烫金法文:“纪念公社死难者 1871年5月21日—28日”,此外没有任何艺文修饰,但却足以让渴望革命的游客热血沸腾。
我们被严肃地告知,这就是当年147名巴黎公社成员被凡尔赛军队枪杀的现场。1871年5月28日,守卫在拉雪兹公墓的147名公社战士,与5000多名敌军发生激战,并因寡不敌众而被全部杀害。他们的阵亡宣告了革命的终结。但只要检索一下历史资料就会发现,这是一场题旨混乱的革命,它经历了一场从爱国—平等—复仇的逻辑演变,并最终证明了“第一国际”的理论失败。
1870年9月,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投降。被失败激怒的资产阶级发动政变,在9月4日推翻第二帝国,成立了以阿道夫·梯也尔为首的第三共和国。但新政府未能扭转战局,只能向普鲁士赔款和割让土地,此举再度激怒了民众。1871年3月15日,国民自卫军代表选出中央委员会,向梯也尔政府发出政治挑战。梯也尔派出军队袭击自卫军营地,企图逮捕其首领,反而触发武装暴动。国民自卫军迅速占领巴黎所有政府部门,梯也尔被迫撤离凡尔赛。
3月26日,巴黎进行选举,并于28日成立了著名的巴黎公社,它所颁发的法令,从爱国主义大步转向,流露出追求社会公平秩序的改革意向,但这一短命政府统治巴黎只有60天之久。凡尔赛政府调集13万兵力反攻巴黎,而公社的出战兵力不足2万人,这个相差悬殊的对比,足以导致公社的军事失败。此外,政府军还运用了高超的巷战技巧,他们把房屋的墙壁凿穿,轻易地完成了对公社街垒的侧翼包抄。
基于暴力之神的打造,这场天真的爱国/平等革命,最终演化成以复仇为主题的殊死对抗。而双方都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政府军实施对国民自卫军的血腥大屠杀,所有战俘或被怀疑为公社支持者的民众,一概遭到集体枪决。普鲁士人发明的毛瑟步枪,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叫喊。
以革命自居的巴黎公社,对此展开了酷烈的报复。它颁布“人质法令”,宣布任何凡尔赛军的帮凶都将成为“巴黎人民的人质”,任何公社战俘的被杀,都将面对处决三倍人质的报复。巴黎公社还多次尝试以巴黎大主教乔治·达尔博伊为人质,交换革命领袖奥古斯特·布朗基,但都遭到梯也尔的严辞拒绝。到了暴动的最后关头,公社领袖颁布包括主教在内的6名人质的处决命令,后者在火箭监狱被枪杀。《天主教百科全书》宣称,共有72名无辜人质惨遭杀害,其中有些由公社领导人直接下令杀死,另一些则死于造反者的复仇之手。
5月23日,政府军攻陷蒙马特尔高地,杀死了更多的公社士兵,面临失败的公社政权,则在绝望中进行复仇式纵火,整个巴黎陷入一片火海。被烧毁的建筑,包括王宫杜伊勒里宫、卢浮宫的部分建筑、参议院、内政部、司法部、财政部、巴黎市政厅和圣马丁门歌剧院等等,大批精美的历史建筑一夜间灰飞烟灭。
狂怒的国防政府,对纵火的公社成员展开新一轮的血腥报复。未经审判的屠杀长达一个多月,约有2万人惨遭枪杀,加上在战斗中的死者,公社方的死难者多达3万人,而被囚者有5万多人,有7000人被流放到法属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群岛。
但这还远远不是循环式复仇的尽头。公社委员费烈在被枪杀前曾满含仇恨地发誓:“我相信未来会怀念我,为我复仇!”公社诗人马罗陀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病故前让人给母亲传话说:“我坚信自由的事业必胜,而我的缪斯,我那老迈而头发灰白的诗神,会永远存活,为死难者伸张正义,呼唤复仇。”这是一种异口同声的宣言,它们都痛切地号召后人复仇。仇恨成了公社留下的最犀利刺眼的遗产。
为纪念拉雪兹公墓墙下殉难的起义者,并在未来实现复仇的信念,1893年,被政府大赦召回的公社战士集资买下地皮,令这个硅酸盐符号得以在公墓里长存。1908年5月21日,该墙上被镶嵌了一块大理石板,巴黎公社死难者至此有了明确的祭所。这是以死亡记忆为主题的墙垣,它集结了所有造反者亡灵的仇恨。这跟长城有某种相似点。自从汉代以来,它就是中国民间仇恨的结晶物,它吸纳了嬴政反抗嬴政的传说,而其矛头却指向历史上所有的黑暗暴政。
而在著名的“恨墙”之外,还出现了三件“符号赝品”。这是世界墙垣史上的罕见事件,由此引出热烈的考辨与争议浪潮。据说,有人在蒙巴纳斯墓地第27区2分区安放了一座墓碑,其上刻有“献给1871年巴黎公社的烈士”,在碑身的基底部,刻有朝阳从地平线升起的符号,以呼应卡尔·马克思的名言:“英勇的3月18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但这座以马克思诗意打造的“恨墙”圣碑,在法国都无人知晓,它甚至连卷入争议的资格都没有。
第二件“符号赝品”位于凡尔赛城边的萨托利高地。这是当年的军营,第三共和国政府在此处决了大批被俘的公社社员,其中包括著名的公社领袖费烈。该刑场至今还残留了一段断墙,其上钉有大理石牌,并铭刻以震撼人心的字符:“纪念1871-1872年在此死去的公社社员,他们曾经为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斗争过,并且拒绝向敌人投降。”由于这座“恨墙”距离巴黎有一个多小时车程,难以被纳入旅游者的视野。
第三件“符号赝品”是保尔·莫罗·沃蒂耶纪念碑像(“Le Monument de Paul Moreau Vauthier”),由巴黎公社成员之子、雕塑家沃蒂耶于1909年完成,坐落在拉雪兹公墓附近的嘎姆贝塔街上,整个浮雕约6×2米大小,其主体是一名挺胸后仰的妇女,双臂奋然张开,仿佛在舍身庇护着身后的人群,令人依稀想起圣母玛利亚的影像。四周墙壁弹孔累累,俨然就是大屠杀的现场。圣女脚下有一行被苔草掩盖的铭文,那是浪漫派作家雨果的名句:“我们所企求于未来的是公正,而非复仇。”由于岁月的剥蚀,人物的造型已经模糊不清,却依旧散发出令人感伤的魅力。
巴黎公社的幸存者和拥戴者,断然拒绝承认这座唯一以“爱”为主题的墙垣,认为它是可耻的冒牌货,因为这位母亲所庇护的,不仅是公社自身,而且还包括它的敌人。法国出版的画册《二十世纪雕塑杰作》证实了艺术家的这一超越性立场。该画册有沃蒂耶站在刚揭幕的“爱墙”前的照片,下方印有这样的题铭:“献给纪念历次革命的受害人”。这题写是一种重要的自我语义揭发:它要缅怀所有因“革命暴力”而死的人们,包括革命者及其革命的对象,藉此传递出政治和解的信号。圣女是战争的调停者,她以博爱的胸脯抵挡了仇恨的子弹,并且喊出宽恕的大音。
然而,就在公社失败18年后的1889年,也即沃蒂耶制作“爱墙”的20年前,第三共和国政府利用“大革命100周年”庆典,已经完成了对公社社员的政治大赦。当局还组织各种庆典,纪念历次革命的受害者,并建造埃菲尔铁塔和举办巴黎世界博览会,由此重构与共和根基相关的历史记忆,捍卫新生的宪政民主。革命者和镇压者都已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反思与和解的伟大时刻终于降临,修正了法兰西未来的政治道路。经过长达一百年的痛苦浴血,法国左派终于放弃“第一国际”的暴力革命模式,走进了“第二国际”的民主议会大厅。
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左派聚居区,埋葬着空想共产主义者圣西门、激进革命家丹东、法共领导人加香、多列士和杜克洛,以及巴黎公社委员、《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等等。而富于戏剧性的是,巴黎公社的死敌梯也尔总统也葬在此地。他的墓冢是一幢形制高大的罗马式殿堂,门前还有铁质围栏,但对于亡灵来说,这嚣张的空间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无论“恨墙”还是“爱墙”,都只是革命迷宫留下的精神符号而已。死亡超越了全部的人际对抗。革命的双方都已化为尘土,而这就是神所喻示的最高公正。在亡灵簇拥的世界,无需任何聚集仇恨的墙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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