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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她使英国历史变了样
第一件是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案，这是威胁最大的一次。玛丽·斯图亚特出生6天就继承苏格兰王位，她美艳多才，算起来还是伊丽莎白的表亲，如果伊丽莎白没有子女，她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玛丽先嫁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二世，但这位国王在位一年就去世。玛丽女王回到苏格兰，再嫁英国贵族唐莱，但又同贵族波斯威尔相好。1567年2月，苏格兰宫廷突然发生爆炸，唐莱被炸死，4月波斯威尔同妻子离婚，5月玛丽女王同他结婚。这一连串闪电般的宫廷事变引起了苏格兰国内普遍的不满，叛乱爆发，玛丽兵败，逃亡英国。伊丽莎白开始欢迎她的到来，但拒绝帮助她重登王位。玛丽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得到罗马教庭的支持，在英国一些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和西班牙政府的策划下，她暗中活动，企图发动叛乱，杀死伊丽莎白，重登苏格兰王位并继承英格兰王位。这些阴谋被侦破了，伊丽莎白却一直容忍着，把玛丽软禁了近20年，直到最后玛丽的活动过于猖獗，直接威胁到英国的稳定，伊丽莎白这才征得到玛丽的亲生儿子、苏格兰王詹姆斯六世的同意，把她送上断头台，平息了叛乱。
第二件是犹太医生案。罗德里戈·罗坡兹是位出生在葡萄牙的犹太医生，1559年来到英国，其后他治好许多名流的病而名声大振，成为女王的御医，深得信任。1594年他突然被女王宠臣埃塞克斯伯爵逮捕，罪名是在女王服用的药中下毒，企图暗害女王，有人说他是受菲力二世的指使并接受了财宝，罗坡兹本人也招供有罪。不过死刑一再被延期，女王后来下令埃塞克斯回避此案，由同埃塞克斯矛盾颇深的塞西尔爵士重审，塞西尔也断定罗坡兹有罪，最后将其处死。
第三件是埃塞克斯案。伊丽莎白到了晚年，她所信任的老臣相继去世，这时她看中了莱塞斯特的养子埃塞克斯伯爵。埃塞克斯20岁初入宫廷，这时已经54岁的女王对他宠爱有加，这位伯爵英俊、聪明，为人慷慨、勇敢，但说到底他不过是个纨绔子弟，他不能胜任女王委派的各种任务，女王一次次原谅了他。后来他率军去平定爱尔兰叛乱，他违背女王命令，指挥失当，大败而归，女王不得已把他逐出宫廷。埃塞克斯心怀不满，1601年他在伦敦纠结一帮无赖之徒发动叛乱，但是伦敦市民无人响应，这群乌合之众一击即垮，埃塞克斯被送入伦敦塔中，审判后被处死刑。
在处理这几件叛乱案时女王似乎都显得迟疑不决，有人说这反映了她的性格，但是许多事实证明，女王是一位性格顽强、意志坚定的人，杀人前的迟疑不决与其说反映了她的优柔寡断，不如说反映了她的宽容，每开杀戒之前她都要反复掂量，权衡其得失和后果，尽可能减少杀戮，不扩大事态的发展，避免社会的震荡、防止国内外敌手的反扑。可以想象，这样的叛逆重案如果发生在亨利八世或是血腥玛丽的时代，那将不知道会掀起多大的风浪，株连多少无辜。女王的宽大的处理方式得到当时大多数英国人的拥护。
女王的敌手攻击她脾气暴躁，今天可以核实的只有这样几件事：有次女王认为一位大臣办事不力，十分生气，就拿起拖鞋向他砸去；还有个宫女，女王答应要给她找丈夫，她却没有告诉女王就结婚了，女王得知以后在愤怒中用蜡烛台打了她一顿；还有一次，一位大臣穿的衣服女王觉得很难看，有碍观瞻，伸手对这位倒霉的家伙打了一巴掌。女王不会没有缘由的发脾气，她生气时常说要把人投进伦敦塔，不过那通常只是威吓而已。当然“君王的震怒”总是会让那些大臣和宫女们感到畏惧的，但同那个时代的其它君王以及贵族相比，女王的个性温和，在大多数情况下她总是彬彬有礼。
女王的宽容不光表现在对天主教和对政敌的态度上，也表现为她对文学艺术、特别是对戏剧开明的扶持。在女王之前，英国就有严格的书籍和戏剧审查制度：1538年颁布了书籍审查法，任何作品都必须经过审查才能出版，这当然包括剧本；1549年又颁布了戏剧审查法，所有演出的戏剧都必须经过审查才能演出；违背法令者最严重的可以处以绞死、挖出内脏、分尸等酷刑。但在伊丽莎白时代，这些法律的执行并不严格，也没有什么实施这类重刑的记录。
后代许多评论家认为，莎士比亚戏剧具有强烈的颠覆性，他的大多数历史剧和悲剧都在揭露宫廷的黑幕，涉及种种罪恶、阴谋和叛乱，许多君王都是反面人物，观众很容易把他们同现实以至同女王本人联系起来，精明的女王对此并非没有察觉。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在伦敦上演时，女王就担心剧情会使观众联想起她本人，因为剧中篡夺理查二世王位的正是女王的祖父亨利七世，她对周围的大臣埋怨说：“这部悲剧在剧场和剧院里演出40次了”。到1601年埃塞克斯伯爵叛乱前，伯爵的一些同伙还专门来到演出此剧的宫廷大臣剧团，指定剧团在某一天（实际上是叛乱的前夕）重新上演这部戏剧。他们开出了高价，因为剧中有废黜国王的场面，他们以此作为发动叛乱的信号。
但是叛乱被平定以后，无论《理查二世》的作者还是演员和剧团，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个戏剧受到惩罚。如果同后代统治者进行比较，更可以看出女王的宽容：女王的继任人詹姆斯二世就攻击戏剧在舞台上蔑视君王，这是“叛变和混乱之母”，英国内战中克伦威尔掌权后所发布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关闭伦敦一切剧场。
女王和戏剧审查官对莎士比亚戏剧也进行过干涉，《亨利四世》中的那个大胖子骑士，原名约翰·沃德卡斯特爵士，英国有一个同名的家族，所以审查时要求作者改换其姓名，以免引起那个家族的不快，于是被改成了福斯塔夫。福斯塔夫是英国观众、包括女王本人都十分喜爱的喜剧人物，在《亨利五世》中他死了，于是女王下令让这个快乐的老流氓复活并恋爱，这样莎士比亚又写了一部新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些与其说是干涉，毋宁说是一种善意的帮助。
女王对国家的治理更善于依靠智慧而不是凭借暴力，表现出更多的宽容而不是专制。如果说，马基雅维里为现代政治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早实践者。政治文明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人们常常强调民主和法治，不过，民主的真谛不只是少数服从多数，还包含着对少数派的宽容和尊重，法的正义性应当以人性和人权为基础，暴力应当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智慧和宽容是现代政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作为封建君王，伊丽莎白自然不能避免其局限，但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那个时代，她也为现代政治文明作出了最初的榜样。
讲演者小传：杨正润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198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硕士学位。1987－1988年任美国堪萨斯大学英文系访问学者，1999－2000年任美国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教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记理论与传记现代化”，主持部省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传记理论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现代解读”等。出版专著《人性的足迹》、《传记文学史纲》、《雪莱传》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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