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一个尴尬的“殉国者”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西两种文明碰撞中，给中国人留下的最早也最深的一道伤疤。

 

我们失败的缘由，现在当然是弄清楚了。可局中人往往是糊涂的，何况，天朝上国的观念那时还根深蒂固。天朝上国居然惨败于“外夷”之手，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很不容易让人想明白的问题。想来起去，清廷上下开始流传一种说法：咱们为什么失败，原来是汉奸捣鬼。

 

费正清等人主编的《剑桥晚清史》在鸦片战争一章中这样写道：

 

“由于很多官员已上奏清帝，把许多失败（象宁波的失陷）完全归咎于‘奸细’，因此满洲的将军们就倾向于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第五纵队。这种把外国人与汉奸联系起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中西贸易的最初日子里，而流传下来的军事传说只是加强了这种信念：欧洲人有笼络中国同伙的特殊有效办法，其中包括使人吸食鸦片上瘾。……这类消息被夸张成为不胫而走的谣言，在整个长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奸细，如船夫、私盐贩子、土匪、市场恶棍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由于官兵们开始分了一半力量来清查潜在的背叛者，这就对清朝的防务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这是不是西方史学家的偏见呢？

 

湖南湘潭有一个黎姓大族，语言学家黎锦熙、音乐家黎锦晖就是从这个家族中走出的著名人物。二人的伯祖黎吉云，是道光咸丰年间的名御史，留下了手抄日记。道光二十三年，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按说真相随着硝烟的散去将逐渐清晰，黎吉云又是在京城做官，见过世面的读书人，更容易改变观念。但这一年正月二十九日，黎吉云根据一个从鸦片战争前线的“浙江军营回来者”的讲述，在日记中饱含感喟地写道：“收复宁波、镇海，奈汉奸走漏消息，夷得准备，不能克。……英夷既往镇江，前宁波省城所招集汉奸，未尝带之往，口粮亦自是不给，汉奸遂叛英夷。……汉奸中有素与之往来者，因往与勾结，许以官职重赏。……”日记的主人仿佛在向世人透露一个惊天的秘密：鸦片战争外夷的胜利，成也汉奸；中国的失败，败也汉奸。

 

回头看清廷官员在鸦片战争中的措置，就会发现，在抗夷的同时，又严防汉奸，始终是他们的“两手抓”。因为，“汉奸捣鬼”，正是当日清廷上下一种仿佛合情又合理的想像。下面，我们不妨将镜头转向镇江，看看“汉奸”如何成为满清官员挥之不去的魔魇。

 

 

镇江之战，是中英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役。茅海建先生的大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影响深广，争议也大，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一场反侵略的战争，在作者的笔下调子过于低沉了。尽管如此，茅海建还是为镇江之战赋予了难得的亮丽色彩：

 

“镇江是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击诸要点设防最为薄弱的，而镇江之战却是鸦片战争诸战斗中抵抗最为激烈的。英军投入的兵力最多，但没想到，遭到的损失也最大，共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还有3人失踪。这一数字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并不吓人，但相当于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英军作亡的总和！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轻敌。……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兵的坚强抗击。除青州兵400名外，1185名京口驻防八旗，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着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

 

在中国一方，指挥这最具血性一战的人是谁呢？是于1841年初刚刚上任的京口副都统海龄。海龄，《清史稿》中有其小传。他是满洲镶白旗人，历任西安、江宁、京口（镇江别称）副都统。这个副都统是个什么官职呢？满清入关建立政权后，将八旗官兵分派到各省要害地区驻扎。各地八旗驻防部队以级别的不同，其长官分别由将军、都统、副都统担任。镇江这个地方，八旗军的首领，即当地最高军事官就是作为副都统的海龄。

 

《清史稿》中叙镇江之战云：“英兵既陷吴淞，由海入江，六月，犯镇江，提督齐慎、刘承孝败退，遂攻城，海龄率驻防兵死守二日，敌以云梯入城屠旗、民，海龄与全家殉焉。”参加了侵略战争的英国军官利洛在其《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一文中对镇江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不论是汉兵或满兵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很令我们钦佩……从他们的行动可以看出，虽然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还是不肯屈服”。

 

专门研究鸦片战争的茅海建综合中西各种档案、史料，其叙述翔实生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