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总理是怎样炼成的

最近，俄罗斯总理普京来华访问，几乎与此同时，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正在访问德国，其中的重头戏就是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那么，这两位总理的执政生涯，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的是：这两位总理都来自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普京，1952年10月７日生于列宁格勒市（今圣彼得堡市），197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曾在苏联克格勃系统工作15年，其中1985年至1990年在民主德国工作。1990年回国后，普京先后担任列宁格勒大学校长外事助理、圣彼得堡市市长顾问、市政府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和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普京1996年8月出任俄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1997年3月任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兼监察局局长，1998年5月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7月任俄联邦安全总局局长。他1999年3月任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8月9日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代总理，8月16日就任总理。

 

而默克尔，则1954年7月生于德国汉堡市。1973年至1978年在原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物理学，1986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90年，出任原民主德国最后一届政府的副发言人。1991年至1998年，她担任基民盟副主席。1991年至1994年，她任联邦妇女和青年部部长，至1998年任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反应堆安全部部长。1998年至2000年任基民盟总书记，2000年4月起任基民盟主席。2005年11月，她出任联盟党和社民党大联合政府总理，并继续担任基民盟主席。1997年8月，默克尔曾作为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反应堆安全部部长访华。2006年5月，她首次以总理身份访华2007年8月26日至29日，默克尔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2007至2010年德国在华系列文化活动“德中同行”开幕式。 2009年9月27日，默克尔连任总理。

 

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可以说就是迷狂与浪漫——总是相信人类历史在自己手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新纪元亦将从自己开始。所谓“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是也。由于这种狂热的理想主义作祟，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好大喜功，粗放豪迈。因此，这些国家转型过后，国家领导人的气质性格也得与这种迷狂与浪漫相反：那就该是理性与务实。

 

默克尔可以说是理性领导人的代表。这位来自德国东部的女博士（物理），在德国统一后迅速“崛起”，在短短的15年中，一举成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理。而且，在政府换届之际，但德国人并未“转折”，仍然选择了默克尔。在此之前，人们并未觉得默克尔有多大的吸引力。恰如一位熟悉默克尔的传记作者所言，“默克尔与奥巴马不同，她没有多少魅力”；此外，从默克尔执政半年之后其支持率就开始大幅下跌来看，她也未必有多少“铁杆粉丝”。而从其担任德国总理的经历来说，她既有可赞可弹之处，如对德国财政制度的改革应算成功；也有颇失方寸之时，如其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到67岁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就引起了非议。只不过从整体而言她的总理生涯还算四平八稳。如此种种并非完全有利的因素，不由人不去探究：为什么德国人依然选择她？

 

这其中起决定因素的就是德国人对这位科学家出身的总理的理性的认同。德国是一个崇尚理性不喜欢遽变的国度。要知道，在这里连公交车停站都精确到分钟，民众从心理到日常生活，都已习惯了“按部就班”。而默克尔执政数年未见得有多少大功，却也未见有多大过错，德国人已经习惯了这个女总理。在未见其他竞选者显示出十分明显的优势之前，德国人不愿意贸然转向。可以说，对手的“不够强”，从另一个角度成就了默克尔的连任。

 

与此同时，“运气”也是一个因素。譬如说，金融危机于默克尔而言，可谓“危中有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覆巢”之下，德国政府因其多年来在经济政策与经济模式上未如英国等国家那样对美国“亦步亦趋”，这使得德国政府、企业、民众的损失均不算太大。而德国政府当机立断采取的一些明智措施，也为其加了分。而在金融危机还未过去之时，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也成为大选时必须考量的一个因素。默克尔便成为保持这种“连续性”的一个代表人物。

 

此外，默克尔的学者形象兼善于决断的过往经历，也令其得分。她曾经是一名物理学教授，却在东西德统一前毫不恋栈地放弃了教职选择了从政；此后默克尔加入联盟党并与时任总理科尔结交，也迅速提升了其政治知名度；但在科尔卷入非法献金丑闻后，默克尔迅速“割袍断义”，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就是这样一个“铁娘子”，偶尔也会展露出温情与女性的一面。如此刚柔相济的策略，自可争取不同性别与年龄层次的支持者。

 

总而言之，就是靠了理性低调，默克尔才顺利出任总理，并且获得连任。

 

与默克尔的理性相比，俄罗斯总理普京的成功之道与执政理念可以概括为务实。

 

普京小时候很顽皮，六年级才当上少先队员。1975年，普京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国际法学系，拥有经济学副博士学位，随后他加入了克格勃，并在列宁格勒区工作。这段时间他熟悉了其后担任俄罗斯国防部长的谢尔盖·伊万诺夫。他在大学时期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且至今没有正式宣布过退党。1976年，普京完成了克格勃的训练，两年后他进入了列宁格勒情报机关机要部门。他在此部门工作到1983年，随后在莫斯科的克格勃学校学习一年。1985年—1990年，克格勃将普京派遣到东德，普京在当地得到一个次要工作。两德统一后，普京被召回列宁格勒，此后，普京又在列宁格勒大学国际事务系得到一个职位。1991年8月20日，他在克格勃策划推翻苏联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期间辞去他在情报机构的职位。

 

或许就是因为长期情报部门工作的缘故，普京对国内国际事物的真实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也培养出他认识世界和制定策略时的客观务实作风。

 

德俄两个总理所以由理性和务实的的科学家和情报专家担任总理，有其历史必然性——这必然性就是：国家的管理必须由粗放浪漫的所谓社会主义阶段转换为理性务实的“数字化管理”阶段。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提出数目字管理的独特视角论点，他认为中国15世纪以后落后于西方与中国落后的数目字管理水平有很大联系。数目字管理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数字化管理水平，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理性科学的方式、运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手段进行精确的管理。资本主义崛起重要的特征是工商业的崛起、货币经济的扩张和理性化经营方式的发展，这其间首要的要求就是精确管理和集约式的管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粗放式”管理，这主要指的是非现代化社会，其数目字管理水平很低下，国家缺乏基础的经济核算水平和统计水平。

 

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名著《经济与社会》中提出资本主义产生其实是经济理性化的重要过程，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发展要求企业能够对其赢利状况进行精密的核算，要实现这样的企业管理，就必须有记帐系统和合理的复式薄记，就必须建立精密的财政会计系统，就必须有相应的能力进行实物计算和货币计算。韦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数目字管理”或是“数字化管理”的说法，但是在其广为阐述的经济理性化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发展当中是可以深刻体会到数目字管理对于西方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的。

 

中国与俄罗斯和德国有相似的历程，并且，现在跟这两个国家关系密切（尤其是德国，现在已经跟中国形成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的密切关系），因此，探讨这两个大国总理诞生原因，对我们不无启示和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