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登录
中国陷入困境的转型：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 >> 阅读
中国陷入困境的转型：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
内容提示：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进步令人惊叹，但一系列自毁性的力量正在削弱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国家和执政党。与中国经济的快速现代化相比，其滞后的封闭政治制度越来越不合时宜。本书通过关注中国政治体制在总体上的关键薄弱环节，以及中国从共产主义（朝向民主）转型特殊背景下的诸多隐性成本，来阐释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
（本文为《中国陷入困境的转型：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一书的结论部分）
本书试图通过关注中国政治体制在总体上的关键薄弱环节，以及中国从共产主义（朝向民主）转型特殊背景下的诸多隐性成本，来阐释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尽管其经济发展和进步令人惊叹，但一系列自毁性的力量正在削弱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国家和执政党。与中国经济的快速现代化相比，其滞后的封闭政治制度越来越不合时宜。目前，对于代表中国复杂且多样的社会利益，它已无法胜任；同时，它也没有能力去协调威权国家与正在自由化的社会之间的冲突。
政治问责机制的失败已经导致了腐败的蔓延以及统治精英之间的勾结，而对政权自身未来失去信心则促使其内部人士参与到毫无约束的掠夺行为中。源于制度性失败的不可避免的治理恶化已经削弱了国家能力、加剧了社会紧张局势，并且在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所取得的进步是否可以延续的问题上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尽管中国的渐进主义的经济改革战略，已经由于其灵活性和效率获得了几乎普遍性的认可，但这一战略的主要目的在于使中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而不是单纯为了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通过护租（rent protection）政策确保中共政治垄断的经济成本，虽然是隐性的，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实质性的并且在不断增长。
通过批判性地检视中国新威权主义发展战略被低估的社会与政治成本后，本书还试图对三种在其可信度方面不断遭到怀疑的同时仍保持吸引力的观点提出质疑。
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是政治自由化的决定因素。不可否认，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会为自由主义的政体的产生创造有利条件，但中国伴随着25 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缓慢政治开放步伐告诉我们，统治精英的选择才是民主化真正的决定因素。事实 上，短期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对民主化产生负面作用，因为它为统治精英提供了拒绝政治自由化的动机。
第二种观点认为，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比被称作是休克疗法（big-bang approach）的策略更可取。尽管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遭受了惨痛的失败，但中国渐进主义策略所取得的成就也被过分夸大了。更重要的是，正如第三章指出的，由于租值消散（Rent Dissipation） 的后果和局部改革路径依赖所产生的无效率成本的增加，渐进主义策略最终来讲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新威权主义发展型国家（neo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 state）是有效的体制。尽管新威权主义发展型国家在东亚获得了成功，但由政权存续支配的独裁-恩庇统治的政治逻辑和制度性决定条件、威权政权的政治垄断、以及在缺少法治、公民自由和政治反对派情况下监控、监督国家代理人的低效——都可能将国家引向掠夺型而非发展型的道路上。
在确定经济与政权转型的路线方面，本书也强调了政治在总体上所起到的中心性作用，尤其是对政治权力进行控制所起到的作用。对中国领导人实施的政治与经济改革政策背后的政治考量的分析认为，决定他们采取何种策略的核心因素是这样的策略是会增强还是危及其政治存续。在某种程度上所选策略增加了他们政治上存活下去的机会，统治精英可以在战术方面采取灵活手段，使得局部改革能够提高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短期活力。但这种战术上的灵活性和调整是有严格局限的，且必定无法改变我们的以下认识：一个垄断性的、不遗余力想要永掌权力的执政党与社会公众对一个更加具有自主性并基于规则的经济与政治秩序的集体渴望之间从根本来讲具有不可调和性。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通过枪杆子夺取政权的曾经的革命党是不会通过心甘情愿的改革来寻求其自身消亡的。
然而，发展型独裁政权高于一切的自我延续目标终究要毁于几乎存在于所有独裁政权中的自我毁灭动力：低度的政治问责、不具有回应性、狼狈为奸和腐败。在多数情况下，独裁政权的集体利益与其代理人的个人利益是严重对立的。自利型代理人的理性行为就是最大化地寻求自己的收益，特别是在游戏规则的变化会为自我富裕带来大量机会的转型时期。这些代理人的私利交易行为（self-dealing） 所产生的经济与政治成本不可避免地要由独裁政权和社会来承担（前者所承受的结果是只具有低度的合法性、虚弱的权威以及组织化的腐败，后者则要付出治理和经济绩效倒退的代价）。因此，发展型独裁政权是不可能长期保持活力的。相反，嵌入发展型独裁政权中的自我毁灭动力很可 能在该政权内逐渐积累起系统性风险并逐渐削弱其实力。正是因为这样，除了少数例外，多数只具有自我特色的发展型独裁政权都会最终失败。
考虑到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有人会怀疑本书的主要论点背后的悲观逻辑。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确如此功能失调，为什么这个国家自1970年代末起能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若干种解释可以回答这种糟糕的治理与高速增长之间明显的悖论。首先，在新威权主义发展战略在中共内部占绝了主导地位并且自由派力量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被边缘化了，一个掉入陷阱的转型带来的后果在1990年代已经变得更为严重、更为可见了。在某种程度上，治理的恶化对经济表现具有着一种滞后效应（如人力资源和公共卫生方面投资不足的负面影响通常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后才出现），一个掉入陷阱的转型的后果在未来年份里对宏观经济表现产生重大影响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
其次，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长率能够由高储蓄、高投资率以及就业人口由农业向工业大大规模转移来拉动，而后两者正是中国近几年高速增长背后的两大主要因素。在中国，全国储蓄率高达40%，且1990年代末以来每年有400亿—500亿 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占GDP得3%—4%）。即使在经济体系仍相对低效的情况下，高投资率也能拉动增长。
第三，关注增长质量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仅关注增长率本身会使我们忽视增长的潜藏成本和增长的低质量。换句话说，增长率不能准确反映甚至会严重扭曲社会的福利收益。例如，如果高增长是以加剧不平等为代价换取的，那它就是低质量的增长。由政府信贷 产生的中国金融体系大量不良借款的堆积也可视为低质量增长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虚假增长的原因，因为此类浪费的投资都被统计为经济产出。
最后，中国在经济表现方面的不良治理的后果也已经十分明显了。Martin Wolf指出，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增长是很慢的。考虑到中国的规模、低起点、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1978—2003年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应远远高于6.1%。【1】对中国未能充分发挥其经济潜能的最佳解释就是政治体制的制度性弱点。当然，把虚弱的制度辨认为是糟糕表现的肇因会同时造成悲观和乐观两种态度。但如果中国成功地进行相关的改革，它的经济绩效毫无疑问会更好。相反，增长率就会减慢甚至出现倒退，尤其是处于较不利的宏观经济气候下。实际上，中国在1998年—2000年就经历了这样的衰退。与官方的数据不同的是，Thomas Rawski的研究表明，那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几乎没有增长。【2】
分享按钮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 上一篇：言行不一：中国改革的道德诊断
- 下一篇：毛泽东逝世悼念和遗体处理内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