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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政府为什么能够长命百岁？
人类的政治经济史上有两个非常令人困惑的现象：一是，为什么某些毫无效率的经济制度能够长期持续地存在？二是，为什么独裁统治总是去了又来、经久不衰？我们中国人常说，好人没好命，坏人总当道，如果民间格言是一种经验的智慧总结，那么，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人性是不是有什么致命的弱点？为什么像北朝鲜那样的独裁政权居然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不是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吗？为什么独裁政府就是完蛋不了？
一、问题的理论背景
仔细算起来，人类经济的停滞要比经济的繁荣时间长得多，专制的历史也要比民主的历史长得多（见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和费纳《政府史》）。无论是就整体而言还是就国别而言，这两种情况大体上都成立（例外主要是美国之类的殖民地国家）。劣币和良币并行流通，会导致良币转化为收藏而退出市场，在经济学里，这种情况叫“劣币驱良币定律”或“格雷欣法则”。在英国的格雷欣于1559年提出之前，中国西汉时期的思想家贾谊也注意到“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类似现象。难道真的是停滞驱繁荣？专制驱民主？
对于第一个问题，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提出过很好的解释。诺斯认为，一种经济制度虽然从多数人利益的角度看是无效率的，但它却可能非常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只要统治者仍然掌握着权力，并受不完全信息、主观主义、相对价格的变化、既得利益和“路径依赖”的约束，那么，这种低效制度就会长期存在（见《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诺斯后来的三部著作）。
可是，诺斯还是没有直接回答，统治者、特别是独裁统治者为什么能够长期掌握着权力？以诺斯为领袖人物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很好地把经济分析注入了政治领域，但掌权毕竟是个政治问题，再说政治与经济的彻底结合也确实太难。在这方面，最有成效的还真只有“公共选择理论”，这个对政治分析做出最大贡献的经济理论至少有六个分支（四大逻辑加两大理论）：
一是“集体决策的逻辑”，包括安东尼·唐斯1957年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布坎南与图洛克1962年的《同意的计算》，当然还有肯尼斯·阿罗1951年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正是这些书使人们对经济学刮目相看。
二是“集体行动的逻辑”，曼瑟尔·奥尔森1965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博得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盛誉：“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曼瑟尔不同，他别具一格”。我曾在《中国热》的卷首语引用奥尔森的话说：“正如杰出的战士寻找的是对手的要害之处，杰出的科学家寻找的是充满成见但却可能取得突破的研究领域”。
三是“政治生存的逻辑”，主要集中在布鲁斯·梅斯基塔2003年的《政治生存的逻辑》一书中（与阿拉斯泰尔·史密斯，伦道夫·史莫森，詹姆斯·莫罗合著），这是本文的重点。
四是“集体信仰的逻辑”，不读布赖恩·卡普兰2007年的《理性选民的神话》，很多人会不敢说他知道什么叫“选举民主”。
五是由图洛克和布坎南发展起来的“寻租理论”，这个理论精彩到足以使其它所有腐败问题的讨论变得苍白无力，有人喜欢罗列中国的腐败现象，但罗列不是理解，不懂“寻租理论”不可能真正理解腐败（最新的文献见康格尔顿2008年的《寻租理论40年》）。
六是布坎南“一手带大”的“立宪经济学”，这个理论把西方政治哲学的“规范传统”推向了最高峰，以致于任何宪政分析都不得不涉及它；布坎南的很多观点比罗尔斯要早和深得多（除《同意的计算》外，还有布伦南、布坎南1985年的《宪政经济学》和布坎南1991年的《立宪经济学》）。目前，“立宪经济学”最尖端的问题是“平衡财政立宪”的可能性与“公共选择逻辑”的矛盾问题，明眼人都知道这个矛盾是“选举民主”最困难的问题。
二、“政治生存的逻辑”
“独裁统治为何长命？”这个问题由“政治生存的逻辑”作出了最直接同时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回答。梅斯基塔的《政治生存的逻辑》在美国还没有象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那么出名，在中国知道的人就更少，他2000年那本《繁荣的治理之道》已有中文本，其中对“政治生存的逻辑”也有介绍。梅斯基塔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另有自己的公司专门进行博弈论政治预测，他曾经对香港和中国的未来作过分析，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9年世界百名顶尖思想家中，梅斯基塔排第60名。
对“独裁政府为何长命？”这个问题，梅斯基塔所用的方法与布坎南、奥尔森的方法特别相似，即都是从政治决策的“个人成本”和“集体规模”的关系入手。下面的讨论有些抽象，但我后面会用汪精卫和蒋介石的例子把理论简单化。
“政治生存的逻辑”建立在“执政同盟”（winning coalition）和支撑“执政同盟”的“遴选集团”（selectorate）的相对规模上。在任何政权中，维持“执政同盟”的忠诚是执政者的生存之道，维持忠诚的相对有效性，则取决于“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相对规模。各国政治之所以不同，根本的原因是规定“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相对规模的制度有所不同，而不在于统治者的个人秉性或被统治者的民族个性（所以，千万别以为北韩人怂）。
在民主制里，“执政同盟”是参加竞选的政党，“遴选集团”则是全体选民，“执政同盟”规模大而“遴选集团”规模则更大；这决定了“执政同盟”只能向“遴选集团”提供“公共品”来争取支持，因为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往往由于规模和费用而无法实现；也正由于运用“私人品”换取支持上的限制（如拉选票时的小恩小惠和当选后的政策回报），“遴选集团”绝大多数成员的忠诚度都很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较弱。因此，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就非常高，政党和民主领袖的掌权期也就相对较短和不连续。
在君主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小而“执政同盟”的规模也小，“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但是，挑战者对执政者的政治威胁度却较高，因为“遴选集团”的成员进入“执政同盟”的比例较大，挑战者一但成功，原“执政同盟”的成员留任新“执政同盟”的概率也较大；这些决定了“遴选集团”和“执政同盟”的成员比民主制的有更高的叛逆倾向，也解释了王朝内部对皇位的激烈争夺常态。
在独裁制里，“遴选集团”的规模较大而“执政同盟”的规模则很小，这时，挑战者无法对执政者形成较高的政治威胁，因为“遴选集团”的很多成员希望进入“执政同盟”，“执政同盟”的成员竞争度高，也容易被替换，故“执政同盟”成员的叛逆倾向比民主制和君主制的要低很多（这是要害）；与此同时，“执政同盟”的小规模使执政者很容易通过“私人品”来换取政治忠诚，“执政同盟”成员的获利份额也相对较高（叛逆代价因此也较高）；这两个方面的有利结构，使独裁者往往比君主和民主领袖有更长的政治生存期。
三、解读独裁统治：一个例子
又是“公共品”，又是“私人品”；又是政治忠诚，又是获利份额，这个“政治生存的逻辑”到底说了什么？举个例子就清楚了。
当年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和蒋介石开始争权，可论资历和威望，蒋介石根本无法与汪精卫相比。但是，汪精卫的最大问题是清廉。清廉？清廉怎么成了最大问题？是最大问题。都以为“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可“政治生存的逻辑”是：“水至清则无鱼”。什么叫“水至清则无鱼”？“水至清则无鱼”当然就是廉洁、秉公循法、不结党营私；也就是上面说的以“公共品”和“公心”去待人待事，而不是以“私人品”和“私心”去扶植党羽、笼络人心。简单的说，汪精卫的最大问题是“太讲理”。
结果，当然是蒋介石独裁成功，因为“私人品”比“公共品”更有利于收买亲信随从和政治忠诚，更有利于确立强有力的“执政同盟”。政治忠诚的最大秘密是“获利份额”，小集团从“私人品”里得到的“获利份额”高，而从“公共品”里获利的大众，其相对获利和相对“获利份额”就太低了。政治忠诚是拼命的事，好处和坏处的比例不大，谁为你拼命？人还就偏偏不是靠正义感生存的动物，而中国人还偏偏就是只有“小忠”而没有“大忠”的民族。“大忠”太抽象，有奶就是娘的“小忠”说出来不好听，但这就是“实惠至上”的中国人（当年操办“湘勇”的曾文公就深通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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