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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国家都会走上各自的民主之路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讲述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它源自对个体生命死亡的恐惧，所以西方古代社会通过种种方式来规避死亡，在城邦（规模符合当时社会经济与交通、通讯条件的小的政治共同体）中变成公民，集体不朽，所以个体变成与他人休戚相关的整体，生命便可得到延续，便可不朽。阿伦特认为，进入有机的公共生活从而使自己的智慧、行动得到表达并对共同体产生影响，个体生命得以在共同体中延续，人得以不朽。而在古希腊，“人”是个政治概念，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便是指只有城邦公民才是人，只知增产殖业为自己谋利的，是心役于物的高级经济动物，是奴隶。古希腊和罗马的广场，碑和碑帖很重要，功能与中国人的谱牒与碑文等同，为的是当时广场集会的公民和后世万代景仰自己，传诵事迹。研究者发现，墓碑或者记述好人好事的碑立在广场的哪个位置，取决于立碑人花多少钱贿买执政官。当代专门从事希腊罗马碑文研究的人觉得很新鲜，但这个普通的道理中国人一看就会明白，在这个孔子训导“未知生，焉知死”，君子不说“怪力乱神”的过早世俗化国度，虽然儒学和官方教导人们看重今生不信来世，但道教的长寿与成仙、佛教的超度、各姓王朝永不停息的修史行为（包括建国后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准则的无产阶级修史行为），都说明了如何应对死亡问题是中西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
到了罗马帝国崩溃，基督教盛行，基督教向处在割据战乱、一波波蛮族入侵煎熬中而流离失所的人们保证，信仰彼岸不朽的上帝，你们便可获得救赎。基督教告诉人们，人有身体和灵魂的二元存在，遵从信仰，灵魂便可不朽，这是中世纪人们应对死亡的方式。还有一个重要方式是贵族的血统世袭制。到了近代，宗教信仰在世俗化、祛魅化后终于以政教分离的方式，退出对社会中的人追寻不朽的探索，成为个人内心良心的监护者。而领土国家，或者说超大规模的民族国家取代千年分裂状态，形成有机的大的政治共同体，其成员通过成为共同体的公民，成为“人民”的一份子，获得创造和改变历史进程的权力，通过使自身融入人民、人类、历史进程洪流而不朽。除了政治以“人民”、“民族”、“进步”为正当性诉求外，工业资本主义在历经最初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后开始发展出社会救助和慈善职能，以应对一味追求经济利润所造成的社会存续问题，从而使自己的统治能够长久，这也是其希望自身延续与不朽的方式。这便是西方近代政治的发生因由。
在古希腊、罗马，城邦、政治与人/公民一体，而在西方近现代，共同体的规模虽然扩大，但它在实现个体生命的存续方面，仍与古代社会有相当类似之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对这句话的成功改写有两类，一类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性，即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存在，人身上所有的一切属性来自于他与其他人构成的生产、社会网络。这是西方近代以来出现政治-社会二分的结果，与哲学上的二元论、国家与市民社会（经济属性为首要）的分离相伴而生。另一类便是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的“人是天生的经济动物”这一被现代经济学庸俗化的论断。人的社会、政治属性，决定了人在生产关系与社会网络中的等级与地位，决定了人与其他人交往的方式，个体所具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属性相互交织，很难说谁决定了其他。
近代西方最大的一个变化，便是因军事与战争需要而组建的国家到了19世纪中叶开始发生变化，民事和行政管理职能的支出增长，并逐渐与军事部分持平，国家的军事职能逐渐对外，而不再对着国内民众，这是西欧各国的发展通则。但刘学伟先生认为，倾心西方民主的中国人不懂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国家的成长各有机缘，与市场经济相关，而与民主无涉。但目前可见的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欧与美国的自由民主，还是北欧的社会民主，都是比中国社会更和谐、更能保障公民的自由、经济与社会权益的制度安排。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宣言以革命的方式向欧洲他国和全世界传播，不断振奋人心；英国《大宪章》中对自由的保障和对君主权力的限制，以及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经济学传统对大政府、强政府的防范；美国革命的“我们，美利坚人民，生来拥有以下权利”的宣告，都一直为后世所有倾心政治现代化的人所津津乐道。为什么人们不断追溯西方国家两百年前的政治发展历程？它为我们提供了哪些近代政治的核心原则和主题？简单来说，便是民主与自由。自由对人的价值不言而喻，它是最根本的人类价值，本文只谈歧义百出的民主。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政治现代化的最起码标准。直到今天，中国人还要大费周章讨论民主是价值还是工具，民主值不值得追求，这确实让20世纪以来不断追寻中国的民主与富强道路的先贤泉下蒙羞。高华在评《博古和毛泽东》时说：“在中国历史中，开国皇帝搞权谋，是最为平常之事，只是中国共产革命发生在20世纪，自有新的评判标准，如不是这样，也就无话可说了。”这句话借用到21世纪的中国政治上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如果今天的中国政府处在18世纪、19世纪绝对主义国家正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时代，是推行还是拒绝民主，自是稀松平常的事，比如欧洲专制君主对大革命后的法国的围剿，但20世纪政治有了新的评判标准和政治发展准则。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发生时中国国内正是军阀混战、国共内战和抗战的生死关头，赶不上潮流。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发生时中国人正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下进行残酷的清洗与内斗，经济与社会发展全盘混乱，政府行政机构遭受重创，政治风行的原则是告密、诬陷、残杀与恐惧，政治的正常秩序已经遭到破坏，离有序的专制制度都相距甚远，更何况是民主。到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东国家发生政治转型时，第三波民主化达到高潮，而历经磨难的中国领导人犹疑未定，开始以意识形态为堡垒宣扬防止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时间走到今天，政治体制的巨大惰性和自身弊病日益暴露，统治机器千疮百孔，自身更新与存续面临挑战，社会治理更是乏善可陈，而身为“人民”和“主人”的农民、工人、农民工和日益被抛到社会边缘的大学生的权益不断遭到侵害，政治现代化该如何推行，在中国居然演变成首先要围追堵截民主和民主化改革的生动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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