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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的国家”和“朋友的国家”
一
上世纪80年代，风华正茂的吴稼祥先生在中南海做文书，行走于最上层，服务于大人物。他爱记日记。笔者看到他整理出版的日记电子版，在“亲戚的国家”的小标题下，是这样一段话——
据说，这是匈牙利一位作家对自己祖国的称呼，是他一部著作的名字。用在匈牙利，也许不甚合适，但用在我国，就贴切得多了。我在会上谈到，我们目前的干部制度，不甚完备，封建时代的某些官制颇值得我们考虑，比如回避制度。兆国颇有同感。他说，有一个山西干部对他说，终明清两代，只有两个山西人在山西当县令，其余的县令都是外省人来做的。而如今，几乎所有县委书记都是本省人或本县人。连省委书记都惟恐是外省人，专门挑本省人当。中组部副部长曹志说有一个市开常委会，一位常委发言说，“我同意我二舅的意见”，此类事并不罕见。我们是兄弟姊妹七姑八姨的国家，不，是一个家族的国家，全国上下的裙带，像国旗一样飘扬。
这段话，20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味道就不一样了。
今天的中国已经普及了一个名词叫“亲戚资本主义”（也称“拉美化”），算是历史给了吴先生“亲戚的国家”一个回应。而吴先生日记中提到的“回避制”也已在今天的中国全面“回归”。全国省、市（地、州）、县党政主要领导，及主要部门的领导（如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等部门的“一把手”），基本上实现了“异地任职”。
二
我的家乡在祖国的西南。60年前，胜利的革命大军自北方来。从县委书记到多数局的局长来自革命大军，家乡人民永远称他们为“南下干部”。“南下干部”成为一个传说、一个神话，意味着资格，意味着不可置疑的正确。第一茬“南下干部”过去了，接任者还是他们的血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到吴稼祥先生写下上面那一段日记的时期，我县出现了第一位本土县委书记，系因“南下干部”治理我县时，犯了一个在今天看来非常低级的错误——“投机倒把”，“倒卖”桐油。这点事，确实不算事，今天的人们只能把它作为感慨系之的谈资。但好歹这位先生是“下台”了，由此迎来了他的本土继任。
“我同意我二舅的意见”的说法，应该是一个幽默和夸张，用来形容部分地方政权家族化的现象。当时人们纠结于此的背景，即以为社会腐败的源头在于官场“亲戚”太多。
大概吴先生日记中表达的信息，在当时代表了体制内的主流。“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期”过去以后，主要领导“异地任职”渐成常态。记得七八年以前，笔者看到报纸上登过新华社报道，某省省委书记表示，他治下的省，要在年内完成县以上主要领导全部异地任职。可见这是一种引领时尚的风潮。到目前为止，“异地任职”和“年龄台阶”两样，已成为中国遵守得最好的政治秩序。
但这有时也有点麻烦。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突然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做官，可能出现什么景观？笔者认识某地一位副市长，他说有个新上任的外省领导，是拿着地图找来的。这至少在形式上复古了封建时代的外派官员风采。设想苏东坡到杭州去履新，不带地图也要问路呀。
总之，今天借鉴古时的官员回避制可说大功告成了，而且在异地化的基础上，还换得很快。以我的故乡为例，新世纪十年，已有过六位，现任的应该是第七位县委书记了。其中有的只是几个月，刚来得及改变前任制订的县城规划，卖县城两宗土地，就被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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