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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希特勒的合作与断交史

作者:赵光强 来源:《文史参考》第14期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27日 点击数: ( 字体: )

【导读】蒋介石一直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曾经宣称“我们需要中国的希特勒”。蒋介石认为以中国传统文化加上法西斯主义理论,就是今日中国由乱变治的法宝。
 
 1945年4月30日,德国首都柏林笼罩在一片硝烟火海之中。总理府花园地下室暗堡内,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响,希特勒自杀身亡。
 
一个星期以后,中国战时陪都重庆,国民党政府大礼堂内张灯结彩,蒋介石高举酒杯,向驻华美英苏军将领及大使们祝贺欧战胜利结束。
 
蒋介石与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风云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却曾有过近十年之久的友好关系,他们不仅函电往来,互致倾慕之情,更是互赠照片、战刀,以表亲善之意,中德关系由此经历了一段蜜月时期。但后来两国关系却逐渐紧张直至断交、宣战,蒋介石甚至还参与到德国内部推翻希特勒的事件之中,这一段曲折历史值得我们去探究。
 
蒋介石的德国情结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与苏俄的关系随之断绝。因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顾问撤退所留下的空缺,蒋介石把目光转向了德国。
 
蒋介石十分赞同学习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的民族精神,认为这是针对旧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的国情,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在留学日本期间,蒋介石便致力于学习德语,1912和1918年曾两次准备赴德留学。他也曾在《军声》杂志上发表文章,赞扬德国的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制度,主张中国向德国学习。他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方面的秘诀,力主将“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原则”,促成中国社会的“军事化”。精神上的崇拜与现实的需要,使蒋介石坚定了他的联德决心。
 
1933年,希特勒上台,蒋介石开始直接与纳粹政府展开交往,中德关系进入蜜月期。
 
蒋介石一直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曾经宣称“我们需要中国的希特勒”。蒋介石认为以中国传统文化加上法西斯主义理论,就是今日中国由乱变治的法宝。为此,蒋介石效法德意志法西斯,建立了特务组织“复兴社”(由于复兴社干部均穿蓝衣黄裤,故又称“蓝衣社”),以恐怖手段来维护统治。此外,陈立夫和陈果夫的“CC系”以及“政学系”、汪精卫的“改组派”等,都不同程度地颂扬德意志法西斯的治国成绩。
 
登上总理宝座后,希特勒为了侵略扩张,大力发展军备工业,并将对华政策由魏玛时期的“占领中国市场”修正为“要确保从中国获得稳定的战略资料来源”,迫不急待地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合作。
 
相互的需要使两位终生都未谋面的领导人开始了超越时空的交往。1936年5月,《德华信用借款合同》签订,为此希特勒致电蒋介石,称“中德两国之间的货物互换,给予两国经济的发展以莫大的帮助,两国的密切合作也是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希特勒还向蒋介石赠送了德国国防军荣誉军刀、自己的照片,以表示其“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蒋介石也趁希特勒生日之际,致电赞扬希特勒“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主持,使国交益敦亲睦,特致谢忱”。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还向蒋介石赠送三辆汽车,其中一辆与希特勒检阅军队时所乘相同,蒋介石也向德国国防部长、经济部长、航空部长等政要授勋,中德关系渐入佳境。
 
军事顾问来华训练军队
 
中德关系友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1928年11月,第一位来华的鲍尔上校率领德国顾问团抵达中国。
 
鲍尔来华后直接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授课。授课的内容包括军事工业、新式武器与化学战等。听鲍尔课的,除了蒋介石,还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人,以及一些部队的高级军官。由于鲍尔的作用,德国顾问团已经介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训练、警察、国防工业和其他重要部门。
 
1930年5月,原德军参谋本部作战处处长佛采尔来华担任顾问团团长。佛采尔十分轻视国民党军队的许多高级将领,特别是旧式军人或留日出身的,认为他们“只知侈谈理论”,因而同他们关系并不融洽。而对于恃才傲物、同蒋介石不无龃龉的宋子文,佛采尔却一见如故,经常陪同宋子文参观军事设施与新建立的教导队,关系非常密切。这使蒋介石感到不满。另外,佛采尔个性倔强、脾气生硬,同其他顾问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张。这样,佛采尔总顾问一职易人,已是势在必行。
 
1933年6月,“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来华,并于次年被正式聘为总顾问。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塞克特向蒋指出,中国的军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只是缺少训练有素的部队。中国当前应重点训练和装备10个师,置于南京政府直接管辖下。他还建议仿效德国军队中的军官团,在中国军队中建立起“教导旅”。
 
蒋介石对塞克特的建议十分赏识,他让塞克特享有优厚的待遇,每月薪金相当于2000美元,这是此前佛采尔月薪的3倍。蒋介石给予塞克特的地位之高、权势之大,是其他任何外国军事顾问所无法企及的。塞克特来华就职后,国民政府特设了总顾问办公厅。蒋介石曾命令参谋本部、军政部等中央军事部门都必须向塞克特全面报告有关情况。塞克特常以蒋的名义召集高级军事会议,有的时候,塞克特还代表蒋介石视察、检阅部队。
 
塞克特建议先整编6个师(10万人)作为和平时期的基础兵力,然后再发展成18个师。第五次“围剿”之后,陈诚提出立即整编30个师,塞克特坚决反对,向蒋介石力陈己见,甚至以提前回国相威胁。蒋介石只好同意塞克特的主张。
 
1935年塞克特辞职离华前夕,曾向蒋介石竭力推荐法肯豪森继任总顾问。此后,法肯豪森便成为在华德国军事顾问中地位最高的人。法肯豪森先后担任过德军军事教育和训练总监、陆军团长、步兵学校校长。
 
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指出,一旦日本发动军事进攻,华北地区即首当其冲,同时长江流域也会遭到来自海上的日军进犯。为此,中国应将作战部队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以沧县、保定之线为绝对防御,以黄河为最后抵抗线。长江封锁对于中部防御最关重要,江防须封锁江阴,陆防须推进至上海附近。南京为全国首都,必应固守。在华中,次以南昌、武昌作主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四川则为最后防地,应规划兵工业和发展运输。这些建议有不少经以后战争实际证明是可行的。
 
这一时期除了来华的众多军事顾问外,还有一位德国人的名字被历史铭记——约翰·拉贝。中日战争爆发后,拉贝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代表被派驻南京。在日本占领南京期间,拉贝担负起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工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勇敢地保护了近20万南京难民免遭杀戮,拉贝也因此被誉为“南京的辛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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