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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哥哥遇罗克：怜悯那些出身论信奉者
编者按：1970年3月5日，罗克被处决，迄今已是41年，其《出身论》在今日，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哥哥的性格
父母都是右派的学生，在学校是要受到另眼看待的。势利眼的班主任开始把罗克的操行评定由往年的“优”改为“中”，像对其他父母遭到厄运的学生一样，见到罗克也总是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的口头禅就是：“你们首先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甚至有一次竟散布什么：“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敲不成音了。”罗克气愤地说：“我就是面破锣，也要敲一敲震震他们。”
哥哥从小爱开玩笑，后来虽然总在逆境中生活，也改不了他幽默的性格。他有时把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找到一起，比赛谁讲的笑话能把大家逗乐了。有一次母亲想念被教养的父亲，心情不大好，哥哥编了一个笑话讲给妈妈听：“我小的时候写大字，家里舍不得买红模字，妈妈给我写字，让我透过薄纸拓。我总是得3分，不明白为什么。有一天老师翻错了页，给妈妈写的模字判了分，才给4分……”连妈妈也给逗乐了。他善于用幽默的语言讽刺时弊，常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妙趣横生的。
1959年，哥哥高中毕业。他虽然高考成绩优秀，语文、数学都是最高分，还是因为出身落了榜。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他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了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
父亲被教养后，为了节省房租，我家退掉大部分房，只剩下三间北房，两明一暗的格局。哥哥很希望自己有独立的一间，哪怕是东头儿的小煤屋呢。他说，只要安个门就行了。母亲不同意，担心这个狭长的小夹道连个窗户也没有，又潮湿，住在里面会生病。
向来心直口快的姐姐说：“不就是缺个窗户吗！”话音没落，拿把斧子就走了进去，三下五除二，把夹道尽头的北墙刨出一个洞。多年黑糊糊的小煤屋里，头一次透了亮，土鳖和潮虫见了亮光吓得满处乱爬。墙那边是个服装厂，只听见那边有人喊上了：“你们家大人快来看吧，再刨房顶就塌下来啦！”
几天以后，房管所来人安上门和后窗，把墙抹了白。姥姥带我们用纸糊上顶棚，又请了个当木匠的亲戚做了一张简易的桌子和一个书架。从此哥哥有了自己的屋，每天在那里读书到后半夜。
1964年初，哥哥回到城里，又重新收拾、布置自己的小煤屋。哥哥借用鲁迅为其阜成门宫门口旧居寝室命名的“雅号”，称他的小屋为“老虎尾巴”。墙上挂有两幅国画，是徐悲鸿的《骏马》和《逆风》；哥哥又自己写了一条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贴在墙上。直到哥哥牺牲前，他一直在这间屋里生活。
我一想到哥哥，就马上会想到它，因为哥哥的许多惊世之作，都是经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从这里诞生的。和我们永别的那一天，桌上还放着他刚写完的《工资论》。
“文革”开始一片混乱
1966年初，报刊上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批判。善于迎合的姚文元，秉承某些人的旨意，在“清官”、“贪官”、“罢官”、“夺权”上作起文章来了。按照他的逻辑，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等于麻痹人民，维持和延长统治阶级的统治，是反面人物。而贪官激发阶级矛盾，促使人民造反，农民起义又一直公认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所以贪官比清官更具有进步作用。于是，罗克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给《红旗》杂志和《北京日报》寄去，都被退了回来。他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他又给《文汇报》寄去一篇15000字的文章《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虽然发表了，但改了标题，删成3000字，并寄来五元稿费。罗克当即把稿费退了回去，给《文汇报》编辑部写了封抗议信。那些天他显得有些兴奋，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总算替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
哥哥有一篇珍贵的日记留了下来，从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境界：
“66年2月15日买来《文汇报》（13日）一看，果然有……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很！不过，这在家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父亲和母亲及和父亲下棋的棋友们都害怕起来。他们一见到那标题《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平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顾忌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是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尔曹身与名俱裂’，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这时，报纸和电台广播中，奇谈怪论和颠倒黑白的东西越来越多，思想混乱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美其名为“文化革命”。罗克的日记中，对它是这样评价的：
“5月13日 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
“6月7日 这是给初出茅庐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礼，‘群众运动’的洗礼！好一个‘群众运动’！不讲官面文章，谁也不会相信修正主义者会怕这样的大会！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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