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反“文革”就义的陆兰秀烈士

血染下关气如虹

　　　　 　　　　

　　陆兰秀回到作为国民党政府首都的南京，便积极参加了南京地下妇联的工作。

　　

　　在地下妇联举行的一次时事报告会上，陆兰秀和刚从重庆飞抵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颖超见了面。

　　

　　会议结束时，邓颖超特地请陆兰秀留下来，详细地询问了她的简历和近况，并且立即应陆的请求，将其弟弟陆仁寿介绍去解放区。

　　

　　第二天，陆兰秀正在莫干路10号父亲家里为弟弟秘密准备行装，挚友罗叔章告诉她，上海各界代表为反对内战，要到南京来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陆兰秀协助到下关车站去迎接上海代表。

　　

　　1946年6月23日下午，陆兰秀陪着罗叔章和一些朋友提前赶到下关。只见车站附近岗哨林立；大厅内外，旅客稀少。空气显得异常的沉重、紧张。

　　

　　陆兰秀按常规到行李房，想约请几个戴红帽子的搬运工人，帮助上海代表搬运行李。一个不三不四的人答复说：“工人都下班了!”

　　

　　陆兰秀跑到车站附近的热河路，向车行雇汽车接送上海代表。车行的老板事先都受到了军警的警告，一个个摊开双手苦笑笑说：“家里没有车子。”

　　

　　陆兰秀在夏日的骄阳下奔波，浅蓝条子旗袍的前胸和后背都给汗水泅透了。她想不到国民党政府为了对付几个手无寸铁的上海代表，竟这样大动干戈，做尽手脚。她跑回车站，气愤地对前来迎候代表的朋友们说：“我们自己动手，帮代表搬行李上小火车，看他们还有什么花招!”

　　

　　下午6时半，上海各界请愿团乘坐的列车驶进下关车站。陆兰秀和同伴们逐一把代表接出月台，便赶到行李房夫领放行李。那个不三不四的人厉声呵斥着：“到候车室拿去!”

　　

　　陆兰秀飞步赶上上海各界请愿团的队伍，正准备把代表领出站房，然后再去寻找行李，斜刺里蹿出十几个身着绸衫、脚穿皮鞋的人，吵吵嚷嚷地围住了代表团。陆兰秀发现这些人的腰间，都凸出一块东西，猜出他们就是化装成苏北难民的特务。果然，这些特务扬声骂开了：

　　

　　“我们是苏北的难民，共产党在苏北杀人放火，我们要还乡啊!”

　　

　　“他妈的，什么民众代表，是共产党！”

　　

　　随着这十几个特务谩骂的升级，原先就埋伏在四下里的两百多个所谓的“苏北难民”，便一齐围拢上来，连推带搡地把请愿团的成员一步一步地逼向候车室。陆兰秀为维护上海代表，身上早挨了几拳。

　　

　　进了候车室，陆兰秀发现附近的国民党宪兵在纷纷撤离现场。她意识到这是国民党企图逃避舆论的谴责，准备放手让特务大打出手了。

　　

　　果然，上海来的十位代表，很快被分割包围，处在雨点似的拳打脚踢之中。瘦弱的马叙伦教授端坐在一张木椅上，闭着双眼任特务们凌辱；雷洁琼女士面部鲜血淋漓，晕倒在水泥地上；同陆兰秀一起来迎接上海代表的叶笃义老先生，被打得吐血不止。陆兰秀怒不可遏，大声叫喊起来：

　　

　　“不许特务打人！”

　　

　 　“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尸

　　　

　特务们的目标很快转移到陆兰秀身上。他们狂叫着拥了过来：

　　　

　  “打死这个臭女人!”

　　　

　  “她就是罗叔章，把她的皮剥下来!”

　　

　　陆兰秀的眼镜被打碎了，脸上流血了，上腭的一排牙齿也被打掉了。特务们开始撕她的衣衫：旗袍被当胸撕开、撕碎了，内衣、内裤也被撕光了。一丝不挂、满身血迹的陆兰秀，昂首挺胸而立，眼睛里喷射出一股可以销毁一切邪恶的怒火，大骂“可耻的特务”，“不要脸的流氓……”

　　

　　当夜2时，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代表的时候，尽管陆兰秀裹着一身铁路工人服装，脸孔也因牙齿脱落而变了形，邓颖超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邓大姐紧紧握住陆兰秀冰凉的双手，颤着声音慰问说：“你受苦了!”挨在邓颖超身边的罗叔章随即汇报说：“兰秀这次表现得最英勇，受伤也最重。特务是把她当成我罗叔章，对她往死里打的。她这次是替我受苦了。”

　　

　　邓颖超发现中央医院里有宪兵在监视，认为陆兰秀留在这里不安全。她征得周恩来的同意，立即用中共代表团的吉普车，将陆兰秀连夜转移到民主同盟负责人周新民家里养伤。以后又派李晨送去4万元法币，给陆兰秀治伤、装牙。陆兰秀装好假牙，又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只手表。这两件东西，陆兰秀一直视若珍宝。

　　

　　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以后，陆兰秀和她结婚不久的丈夫朱传钧，利用打人国民党国防部、工兵署的关系，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情报处的工作，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为解放南京做出了贡献。南京解放后，由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署名介绍到北京工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功之臣”，她应邀出席了开国大典以后，便要求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多做一些具体工作，先后被分配在中央煤炭工业部任财务科长、理论教员。1958年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任科普图书馆副馆长。由于工作的需要，她在这期间又自学了俄语，通读了马恩全集和中国的二十四史，成为懂得4国语言、有较深马克思主义和文史知识修养的专家。但是，由于她有一段被特务诱捕的经历，虽经组织调查并作出了没有向敌人自首的结论，但-很长时间内没有解决恢复党籍或重新人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