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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新时期对外政策的调整
（一）苏联是不是社会帝国主义，是不是要进攻中国？
1979年7月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一些驻外大使对“联美反苏”的战略提出了不同意见。胡耀邦秘书长在会议讲话中谈了几点体会。他说：我们过去说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看法必须重新考虑；苏联要打我们，搞大规模的反华战争，占领中国，至少得1000万军队，不是一般的难，而是难上加难；苏联人民对我友好之心未泯，相当一部分干部也是友好的，对他们必须放开手做工作；边界上我们不能挑衅，那个地方是不能挑衅的；对东欧国家也要做工作。
耀邦上述“个人体会”被会议的总结报告否定了，报告说：战争的因素在继续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我们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我们“一条线”的战略，就是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所谓“反霸”，就是侧重反“一霸”，联合“两霸”中的“一霸”。按照列宁的教导，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
（二）耀邦同志是新时期中共第一位提出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领导人。
198l年3月13日成立了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为组长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3月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外交工作。耀邦对外交工作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他这次讲话的主题是：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跟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挥棒转；我们不要提“联美反苏”，美国的霸权主义本性没有变化等等。耀邦这次讲话的内容很丰富，盛平主编的《胡耀邦思想年谱》有详细记载。
李先念和外事小组在很多问题上同耀邦的观点是吻合的。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第五节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总标题，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后来他又公开说：“独立自主就是不同任何大国结盟。”
（三）在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总书记还指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共从新中国以来第一次确认“不输出革命”，否定了“革命外交路线”。耀邦亲自对一些长住中国的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做工作，对我们过去要他们搞武装斗争作了自我批评，指出“共产党必须依靠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口头上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在行动上输出革命，不仅使社会主义形象受损失，有关共产党的形象也不好”。我们给这些党充分的时间转变政策，逐步减少援助直至完全停止援助；领导人员离开中国，年老想留在中国养老的不得再参加反对本国政府的活动。可以说我们处理这个问题是做到仁至义尽的。
（四）耀邦是最先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最根本问题的领导人。
1984年5月，耀邦在欢迎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讲话中指出：“什么是当前最重大的国际问题呢？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问题。”这是我党第一次否定沿用了多年的当今时代的根本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论断。中央后来又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邓小平谈对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两个转变”
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关于“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有了改变，他在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建设），该上的（项目）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以前总是担心打仗，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我们的政策有两个转变：第一个是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第二个转变是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
关于“第二个转变”，在实践中又经历了几年时间。1988年第三季度，邓小平认为苏联已基本解决了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1.苏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兵。2.苏从阿富汗撤兵。3.苏从中苏边境、蒙古撤兵）；1989年5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邀访华，邓小平宣布了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这时，戈尔巴乔夫在对苏共自我摧毁和西方和平演变政策已取得很大成功，苏联迅速走向解体，世界格局发生根本变化；1989年6月以后，中国逐渐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遏制、西化、分化的主要对象。
今天没有时间来谈中央正式评价中关于耀邦对发展我党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社会党、民族主义等政党关系以及他为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政府和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的贡献，也没有时间来谈他的外交创新包括以身作则学习周恩来总理深入交朋友、不忘老朋友的外交风格。1983年访日时，根据中央批准的方案，他代表中国人民和青年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l984年来华，成功地举行了友好大联欢，但在1986年底却被指责为是一个错误。从此很久未提到这次影响很大的活动，后续工作停止了。令人欣慰的是，胡锦涛总书记批准邀请日本200名友好联欢的参加者或他们的子女，包括原首相中曾根，于2007年6月访华，成功地恢复了“中日友好联欢”的后续活动。现在我国领导人同外国领导人都把大规模的青年交流作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组成部分，耀邦同志在这方面可以说是首创的。
耀邦同志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调整的巨大贡献应该载入史册。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分享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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