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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曾考虑从美国进口粮食
中国的灾情，逐步为国际社会所了解。于是，陆续有一些国家提出向中国提供不同形式的粮食援助。中国努力致力于按照世界市场一般规则进口粮食，但对国际援助特别是西方的援助持谨慎态度。1961年1月26日，中国外交部对驻外使馆发出指示，“如有人将贸易和长期付款，联系‘救济’、‘援助’，可予拒绝。”
中国在1961年唯一接受的国际无偿粮食援助来自蒙古国。这也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唯一正式接受的外国无偿援助。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在外贸部党组会议上透露:蒙古国主动提出要无偿援助我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据周恩来介绍，对于蒙古国援助的粮食，中国想以贸易支付方式偿还，蒙古国没有同意，说过去中国也无偿援助过他们。
1961年，美国肯尼迪政府曾设想以民间方式捐赠粮食，被中国拒绝。对其他来自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持类似的立场。
中国拒绝西方国家的粮食援助，无疑存在政治方面的动机，但也不尽如此。考虑到一个曾经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并且仍然处于十分落后状态的国家，必然有着超乎寻常的自尊感受。因此作出那样的决定未必是正确的，却是可以理解的。
进口粮食所需外汇的筹措
国家在1961年合计购买了580多万吨粮食，需4亿美元的外汇，加上购买古巴糖约需1亿美元，合计约需5亿美元，占当年国家进口总额三成多。而1960年的国家外汇储备仅1.02亿美元。在此之前，中国是出口粮食换取外汇的，一出一进，外汇紧张状况顿显。国家通过多渠道开源节流的办法筹措外汇，以支持粮食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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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黄金白银和延期付款
为了筹措外汇，支持粮食进口，国家大量出售黄金和白银。1960年12月，中央计划，“除已批准出售白银8000万两值7200万美元以外，还要出售黄金40万两和白银6000万两共值6800万美元。以上收支相抵，还差5000万美元，需要以金银和物资出口相抵或者减少入口求得平衡”。1961年1月，中央进一步决定，由原计划出口“黄金41万两，再增加40万两，共出口81万两”。统计显示，中国的黄金储备由1959年的400万盎司，下降到1962年的300万盎司。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透露，为了进口粮食“人民银行把存的首饰银器等等交到冶炼厂炼成银块出口，还拿了相当大量的黄金出口”。此外，为了集中使用外汇于粮食进口，中央认为原来的地方外汇分成办法很难执行了，决定“暂时停止（地方外汇）分成”，1961年把拨付地方的外汇减少到2000万美元。
1961年，中国政府还利用延期付款的方式来进口粮食。一般是40%现款，60%延期付款一至两年，有的延期付款部分达到75%。延期付款虽然要支付利息，但为国家短期内进口大量粮食救急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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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工业设备进口
为了平衡对外贸易，把有限的外汇用在进口粮食方面，中国政府不仅主动把高速行进的工业化列车停驶甚至倒退，坚决减少粮食以外的物资进口，而且绝没有为了“面子”而勒紧裤腰带还债。
面对严重粮食危机，在1960年12月3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吃饭，二市场，三建设”的工作方针。据此，外贸部门确定了“吃饭第一”的进口规划。
为保证粮食优先进口，1961年2月，中央规定了如下进口次序:“第一，粮食；第二，化肥、农药、药品、油脂；第三，用于加工成品出口的原料和化工材料；第四，政治照顾性的物资；第五，橡胶、石油、铜、铝、钢材、尖端技术和国防所需器材、工业设备。”3月8日，外贸部进一步明确规定:当年只订购前三类进口物资，对四、五类暂停进口。
同时，国家断然决定停止原定出口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给苏联、东欧的计划，撤销从这些国家的工业设备的预订货，不惜为此承受巨大政治压力。
1960年12月，中央决定:“对苏联的出口额，由1960年的预计31.9亿卢布，减为22.2亿卢布。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基本不给。但是日用工业品和矿产品大体照旧。这样做可以减少政治上的被动。”对东欧的欠账，粮、油也予以缓还。
由于停止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主要农副产品供应，为减少对苏、东的欠账，国家大量撤销与这些国家的已订工业设备的进口合同。力度是非常大的，“成套设备和工业器材，1960年进口预计为53.8亿元，1961年减为25.8亿元”。
中国大量撤销从苏、东已订工业设备，不可避免地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为此，1961年3月8日，周恩来亲自接见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华使节，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寻求各国谅解:“由于持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去年对苏欠交11亿旧卢布，对东欧国家欠交4.2亿旧卢布，今年不能全部归还，要逐年归还。由于农业减产，农产品不能出口，由于使用了大量人力做救灾工作，矿产品因人力不足和运输困难，也要减少出口，今年贸易额不得不大大下降。由于出口的减少，进口也要有相应的减少。今年减少出口、减少进口、欠账推迟归还，这是我们对兄弟国家最大的要求，也就是对我们战胜灾荒最大的帮助。如果各兄弟国家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就非常感谢。”
总体上，苏、东多数国家对中方的要求表示理解。据1961年12月26日的《外贸通报》，“只有德、捷两国对华态度特别坏。民主德国派其政治局委员马特恩来我国板起面孔向我要债，经过周恩来严肃批驳了马特恩的无理要求，德方始有所收敛”。
“吃饭第一”的进口方针得到有效落实。据统计，生活资料在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60年的4.6%，猛升至1961年的38.1%；生产资料的比重由1960年的95.4%，降为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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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扩大出口
上述办法都属于应急之策，根本的办法还在于扩大出口。正如李先念所指出的“为了保粮食，一定要把一切可以挤出来的东西出口，或者用于出口工业品的生产”。
当时的出口局面是不容乐观的，为了增加出口，平衡进口粮食所带来的外汇收支逆差，国家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加强对出口工作的领导。1961年初，中央要求，“中央各有关部门要指定一位副部长负责组织对外贸易货源的工作，切实做到按时间、按品种、按数量、按质量地完成出口供货计划”。
其次，减少一些农副、土特产品和服装的消费，把这些产品尽可能地用于出口。我国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打开销路不容易，农副产品则不同，销路有保证。1961年，国家硬是从牙缝里挤出3.09亿元的农副产品出口。国家还通过减少居民服装消费来支持粮食进口。通过每人再减少一尺布，国家又筹集了可进口10亿斤粮食的外汇。
第三，扩大“以进养出”（即今天的“来料加工”）的规模。这类商品在1960年约为9亿元，1961年增加到13.4亿元，增加近4.4亿元，增幅近50%。
经过艰苦的努力，外贸出口成绩显著，超额完成了任务。1961年，中国没有因大量粮食进口而出现贸易赤字，相反，当年实现贸易顺差0.4亿美元。
进口粮食的意义
据统计，1961年中国共进口粮食580多万吨，净进口440万吨以上，其中小麦进口388万吨，占当年世界小麦进口总量的12.3%。
这批进口粮食直接抢救了人民群众的生命。正如李先念所指出的:“（这批粮食）用在刀口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而且，“完全用于弥补国内粮食收支缺口”。因此，可以认为这批进口粮食实际上全部是救命粮。按当时大致人均一年360斤的口粮标准计算，这批进口粮食，维系了超过2400万人一年的口粮。
粮食进口还缓和了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批进口粮食，国家为了保城市，势必要增加从已经普遍出现严重饥馑的农村征粮，那样后果不堪设想。进口粮食对于减轻农民负担，调整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1961年7月1日到1962年6月30日这一个粮食年度，共进口粮食117亿斤。同期，征购粮食的实际数是679亿斤（贸易粮，下同），比庐山会议确定的当年计划征购数717.5亿斤减少38.5亿斤，比上一个年度实际征购数837亿斤，减少158亿斤，折合原粮190亿斤，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少缴售30多斤粮食，相当于每人一个月的口粮。
1961年的粮食主要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口，这有力促进了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在与西方的粮食贸易中，中国领导人很快意识到粮食进口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诸多好处，特别是有利于打破美国（以及后来苏联）对中国的封锁孤立。因此，中国政府决定把购买粮食与中国商品进入西方市场挂钩，以进口粮食为契机，促进与加拿大等重要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重返世界市场。经过努力，到1965年，中国内地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额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经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这对于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保持对外经济联系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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