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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东京审判：这决不止是一段历史
1948年2月24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在东京法庭宣读对日本战犯板垣征四郎的起诉总结。
引来舆论哗然的方正县“日本开拓团”纪念碑终于被拆除了，在又一个8月15日即将来临之前——66年前的这一天，二战战败的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荒唐的纪念碑纵然可以拆除，而遗失历史记忆的伤痛却横亘在我们面前。
就如同这一次，记者试图还原那场将日本侵略者送上历史绞刑架的东京审判时，却意外发现，国内现存的相关史料极为零星，直到我们辗转找到当年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的检察官向哲浚之子向隆万。
在人们日渐遗忘的时候，他开始找寻那段父亲很少提及的历史。
一位退休数学教授，对史学与法学研究几乎空白，一路走来，坎坷自知。然而7年间，他的找寻迸发出力量——从形单影只到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成立，从零星文字到庭审影像、记录逐渐丰满……
他找回来的，不止是一段历史、一次反思、一种纪念，还有中国人在饱经伤痛之后，从未失掉的夺回正义与尊严的勇气。
■这是一段陌生的历史，很多人听说，却不了解
那是一台“雷明顿”牌的古董机械式英文打字机，有着黑色机身和47个圆形按键。打字机装在一个便携箱中，黑底黄字的键盘依旧字迹清晰，倒是箱子的提手早已磨损褪色。
在向隆万的童年记忆里，父亲常常在这台“雷明顿”前一坐就是大半天，“嗒嗒嗒”地敲打出一页又一页英文资料。
半个多世纪之后，当他决定出发，去找寻那段父亲从未向他提起过的历史时，他终于意识到，那是他记忆中父亲与东京审判相联的唯一画面，那是一位年逾半百的中国检察官拼尽了全力，要在人类的法律面前，为亿万中国同胞和亚太民众寻回公平与正义、尊严与自信。
坐在记者面前诉说这些的向隆万，已年届七旬，而当父亲向哲浚开始为东京审判奔忙时，他才5岁。
别说对记者这样的年轻人，即使对像他这样上了年纪的人而言，东京审判也是一段陌生的历史。很多人听说，却不了解。
于是，从记者踏进他的家门时起，未及作自我介绍，他就一趟趟往书房跑，最后，客厅的茶几上铺满了各种材料——泛黄的报纸，翻拍的照片，影印的庭审记录，从各处寻找来的回忆录、纪录片文本，向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求助的信笺，自行归纳梳理的有关东京审判的说明图表……他如数家珍地逐一向我们介绍，这件是从哪里收集来的，那件又是哪一年的成果。其中绝大部分是这位上海交通大学退休教授本人或托友人从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搜寻而来。
找寻，从7年前开始。
更早之前，向隆万也动过心思。父亲在1987年以96岁的高龄辞世，他恍然发现，自己极少听父亲讲起这段人生中“最辉煌”的历程，就连母亲也不太知晓，而父亲也未曾留下些许回忆录。从上世纪90年代起，每逢抗战胜利纪念日，也会有记者向他问起那段历史，他能讲的十分有限，而人们所知的更为稀少。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京审判”是一个有点尴尬的词汇，因为当时派出代表团的是民国政府。 1956年和1964年，向哲浚曾两度萌生撰写东京审判回忆录的念想，可是碍于当时的环境，终未动笔。进入21世纪后，埋首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更鲜少顾及东京审判了。
直到2005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重要讲话中对东京审判高度评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代表了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历史的审判！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 ”
向隆万意识到，这段历史的转机出现了。
■别说一卷一卷看录像，仅仅查看索引卡片就算得上是一项浩大工程，况且他们只有两个人……
2005年夏秋，问起向隆万东京审判历史的人越来越多。
2006年，电影《东京审判》上映，那段历史第一次以这样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大众。令向隆万和其他东京审判的亲历者及后人遗憾的是，由于史料不足，拍摄匆忙，片中情节与实情不符之处不少。比如日本右翼分子暗杀中国法官梅汝璈、小和尚充任“南京大屠杀“的证人、中日记者谈恋爱等情节，实是无中生有；还有一些庭审情况也和史实有出入。向隆万越发觉得，揭开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已刻不容缓。
退休后，向隆万虽仍身兼交大学委会委员、教学督导组组长等职，还要撰写通识教材《数学赏析》，每年秋季要给本科生上课，但毕竟闲暇时间多了些，他开始认真思考收集史料之事了。
向隆万和亲友商议此事，有人反对：“你既非历史学家，也不是法学专家，况且这是国家的事情，个人力量毕竟有限，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吧。 ”还有人建议他向国家申请资助，开展专项研究。可向隆万很清楚，作为非专业人事，这不现实。不过，也有人支持他：“这样的事情，中国检察官的后人不做，还有谁会去做？ ”还当即赞助了数千元“研究经费”，令向隆万备受鼓舞。
最支持和理解他的，是妻子蒋馥，上海交大经管学院的教授。每次远赴各地查找史料，她总是伴在身旁，和向隆万一起出谋划策。
当真着手了，向隆万才体会到事情有多难。
那是历时924天的审判，开庭次数达818次，419名证人出庭，庭审记录有48412页。而且，国内的第一手史料几为空白……
其实，先后担任国际检察处翻译官和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的高文彬教授，曾对向隆万提起过，当年他们呕心沥血，虽然工作量已经很大，仍然坚持每天将庭审记录整理存档，两年多下来，资料装了两大箱。回国时因为飞机装不下那么大的箱子，高文彬就随同向哲浚特意从日本横滨坐船将箱子运回国，一式两份的资料一份交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一份送到了高文彬和倪征噢、鄂森、裘劭恒等许多东京审判成员的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可惜的是，如今这两份极为珍贵的史料都已不知所终。
无奈之下，向隆万只能向国外求助。
得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存有完整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和许多声像资料后，他和妻子于2006年、2007年、2010年春夏先后三次自费前往当地。
当站到堆积如山的史料面前时，向隆万才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什么叫“大海捞针”。别说一卷一卷地看录像、一页一页地翻记录了，仅仅查看索引卡片就算得上是一项浩大工程，况且他们只有两个人……
不可能收齐全部资料，就先从与父亲相关的找起。在写得密密麻麻的索引卡片上捕捉到父亲的名字后，他就借来那卷录像带，架好自己带去的“傻瓜”摄像机，一边放一边录，把影像拷贝下来。一些录像中的声音效果很不好，他就不断核对庭审记录，直到找到录像中的那段，事后再自行配音。
那一次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查找资料，为了节省开支，向隆万和妻子借住在新泽西的一个朋友家里。哥大位于纽约市曼哈顿，每天早上，朋友先开车送他们到附近火车站，他们转坐1个多小时的火车去纽约市中心，再乘地铁到哥大；晚上，又坐火车回来，朋友再开车去接。在华盛顿期间，也是住在马里兰的友人家中，每天乘地铁和班车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等处。
■“录像里的父亲太让我意外了，他是那么不容侵犯，他是那样神圣地代表中国人站在历史里。”
7年间，奔波不计其数。
每一次奔波，都让他离那段历史的真相更近一步。
1946年5月3日，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同盟国，在日本东京开设由美、中、英、苏等11国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发动二战的元凶之一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
庭审正式启动前，当时身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向哲浚由时任国民政府委员、著名法学家王宠惠推荐，受命组团赴日。当时并未指定他为检察官或是法官，而是任他选择。曾经留学美国的向哲浚深知此次审判将遵循英美法系，对战犯先行无罪推定，这么一来，检察官的举证责任极其重大，如果不能在紧迫时间内提供有力的人证物证，法官量刑和判决就处于“无源之水”的尴尬境地。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当检察官，把重担压在了自己肩上，同时推荐清华学弟、著名法学家梅汝趝担任中国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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