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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燎原》收录战争绝笔：红军湘江之战最惨烈
在中国，大概没有哪一部丛书，能够像《星火燎原》那样传播久远、影响巨大了。这套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曾从这套书中汲取过营养。只要你上过小学，你就不可能不知道《老山界》、《刘胡兰》、《飞夺泸定桥》，《金色的鱼钩》……那时候，无论去哪个同学家，总会在他家的书架上看到这封面或红或棕、标有“星火燎原”四个字的套书，同学间谈论故事，总会讲到《星火燎原》里的文章。总之，知道、读过、拥有这套书，是那个时代的骄傲与荣耀。
老十卷《星火燎原》是从一九五六年总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中挑选发表过的文章结集而成，自一九五七年陆续出版后，被选用的稿件仅仅是三万多篇征文稿件中的很少一部分。绝大多数稿件五十年来一直封存在解放军出版社的文库中，而这些稿件历经岁月打磨世事变迁被再度审视，越发显现出珍贵。将这批稿件重新遴选、整理、结集，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编辑出版的十卷《星火燎原》，我们叫它“未刊稿”。编辑“未刊稿”的过程，是一次长达四年之久的心灵震撼和灵魂洗礼的过程。
这套书的作者清一色是在我军浴血征程中居功至伟的开国英雄。作者中，有九位元帅、七位大将、四十四位上将、九十一位中将、二百五十四位少将，还有八十四位副省部级以上领导。这些作者如今都已离我们而去，而在一千多万文字的叙述中所描绘的战火纷飞的战争场景和表达出的浓烈情感，都已成为他们留给后人的绝笔。许多过去知道的、依稀知道的、更多为不知道的秘密，都珍藏在这绝笔之中。
最惨烈的湘江之战
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是长征路上至为关键的一战，也是最惨烈的一战，许多老将帅都曾在回忆录中回忆过这场战斗，但当你在手底的稿件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对当年那场血战的叙述时，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战栗。
上将李天佑时任红三军团五师师长，负责中央红军左翼掩护，在距离湘江七十里的新墟和广西军两个师接火，第一天就打得十分激烈，但那时红军尚有一些弹药，抵住了敌人多次凌厉攻势，但在第二天情况就异常险恶了。李天佑这样写道：“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在战士全部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十四团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了伤；十五团参谋长何德全同志来电话：团长、政治委员负伤，三个营长两个牺牲，全团伤亡五百余人(注：那时红军的团都不是满员团，即所谓‘小团’)……”由于十五团团长政委负伤，李天佑命令师参谋长胡震去十五团，接着，他“抓起电话找十四团的黄冕昌团长，要他适当收缩下兵力，把团指挥所转移到我们师指挥所位置上来……”“黄团长冒着弹雨来到我们这里，他刚来到，十五团就来了电话报告：师参谋长胡震同志牺牲了，他是在指挥刚才一次反击时牺牲的。我手捏着电话愣了好大一会儿，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刚刚他还在这里，才这么短的时间，他就牺牲了……”而在这之后没一会儿，重返十四团指挥作战的黄冕昌团长也牺牲了……这就是湘江之战。
有一些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一场战斗中，让团的指挥员都上去了，那必是一场恶战。就在李天佑的眼皮底下，短短几分钟内，就伤亡了五名团以上指挥员，战斗之惨烈，血腥可嗅。
而在另一位作者的记忆里，湘江之战是又一幅场景：刘浩天中将当年是红军补充师的民运科长，负责组织民夫抬运辎重，“山路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陡，沉重的机器压得民夫们脖子上、腿肚子青筋暴起，汗流浃背……遇到山路陡坡和转弯处，一两个小时都挪不了窝……我们在风雨泥泞中蹒跚而行，山林中的羊肠小道非常难走，夜里又看不清，常常是一夜才翻一个山头……距湘江五十多公里的路，我们整整走了四天。十二月一日下午，我随同搬家的队伍终于渡过了湘江，看着漫山遍野红军战士的尸体和浮桥一线江面血红的江水与漂浮在江面的红军遗体，我第一次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和我在一起的十几个民夫被眼前的惨状吓呆了，有的人扔下挑子，当时就号叫着跑了……”读了这些文字，才真正读懂了“湘江一战，损失过半”那句话中的悲壮情怀和沉甸甸的分量，“过半”二字犹如一只顶天立地的巨碗，盛载着五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和鲜血。
如果没有这些稿件，没有这些细节，你所知道的战争和军史，就永远只是一些概念、定义和数字而已。教科书告诉我们定义，而回忆录告诉我们细节。有许多事情，如果不是这些稿件，你自以为知道其实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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