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官僚的选拔与擢升过程

 

　　晚清社会，官僚的选拔和升迁往往必须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官吏任免的最高权力由皇帝掌握，凡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僚称为特简，其他官吏虽可以推荐、保奏人才，但官职的最后批准权在皇帝之手，连四品以下外官授官时，也要由各部带领引见，表示系朝廷命官。全国各省各级官僚的选拔与晋升最终还是由朝廷决定。

 

　　对于朝廷来说，官僚的忠诚可靠与朝廷关系密切，是选拔提升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官员的宏才大略、勤勉能干也是升迁的重要条件。为了得到清政府上层统治者的提拔，各级官僚都采取了各种手段来密切与清廷上层统治者的关系，博得他们的信任与重视。

 

　　袁世凯虽然没有考中秀才，后来以军干禄，但他与上层统治者建立关系的手段却远超过一般科举正途出身的书生们。他采取各种手段同清廷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袁世凯对于朝廷的关照，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在两宫“西狩”之时，袁世凯得知慈禧银钱不裕，不断把银子、丝绸及食物送往太原和西安；他还以个人的名义通电各省，要求迅速解饷到西安。在任北洋大臣期间，袁世凯除照例进献金钱外，还通过贿赂太监总管李莲英等了解慈禧嗜好所需，“津署电话房，可直达京师大内总管太监处，凡宫中一言一行，顷刻传于津沽，朝廷之喜怒威福悉为所揣测迎合，流弊不可胜言。”【1】有一次，慈禧偶然说翠饰以菠菜绿镯最佳，李莲英设法将此消息告诉了袁世凯。袁遂购入一副敬献，色泽甚嘉，“后知为袁献，偶于召对之余提及，颇加奖许。”【2】

 

　　袁世凯对宫中的有权势的大官僚也极力结交逢迎。早在小站练兵之时，袁世凯就以金钱孝敬荣禄，受到荣禄的提拔和庇护；同时，他对庆亲王奕劻也一直按时馈赠，但并不能满足奕劻的要求，据《张謇传记》记载：奕劻曾对人发牢骚说：“袁慰亭（世凯）只认得荣仲华（禄），瞧不起咱们的。”但荣禄自辛丑回銮之后，体弱多病，时常请假，后竟不能入值，于是有庆王入军机的消息，袁世凯派杨士琦赍银十万两送往庆府，并向庆王说：“袁宫保知道王爷不日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左右的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做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奕劻入军机后，无论庆府的年节、生日、请客、婚嫁、子孙弥月周岁一切费用，都由袁世凯预先布置，不费王府一钱。【3】从此，奕劻与袁一拍即合，成为其重要后台。

 

　　在清末官场上，上司对下僚的好恶对于下僚的升降起着极大的作用，上司喜欢的下僚就可能升迁得快；上司厌恶的下僚，则可能官位不保。因此，下级官僚对上司都极尽揣摩迎合、巴结逢迎之能事。有的官僚为上司办事极其勤勉，做事十分努力，成为了上级官僚须臾不可离的左右手，博得了上级极大的好感和信任，为上级官僚所举荐或重用。有的官僚则完全通过贿赂上司而谋取官位，在这方面，一些官僚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陈夔龙是光绪进士，曾受到过荣禄的器重。为了升官，他的妻子认庆亲王奕劻为义父，常居奕劻邸中，嘘寒问暖，投其所好，使陈得迁顺天府尹。陈夔龙为了得到奕劻的好感，每年送给奕劻白银数万两以及大量缎匹、食物、玩物。奕劻曾假惺惺地对陈说：“太让你费心了，以后还是节省些吧。” 陈夔龙马上恭敬地说：“儿婿区区之忱，竟烦劳大人过虑，何以自安，求大人以后莫管此等琐事。”【4】不久，被擢为直隶总督。

 

　　陈壁原任道员、布政使，拜奕劻为干爹后，很快成为侍郎，后又升为邮传部尚书。段芝贵原为道员，通过贿赂奕劻之子载振而取得官位。载振路过天津，看上了色艺双全的歌妓杨翠喜，但碍于官吏不准娶妓的官箴，不敢明目张胆地娶她，段芝贵知道后，花了12000两白银为杨翠喜赎身，献给载振，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擢为署理黑龙江巡抚。

 

　　清政府对一些具有真才实学或具有特殊贡献的官僚也常常委以重任，提升较快。驻外公使在出使之前，一般都有令人称羡的社会地位和个人声望；洪钧是同治状元，许景澄、崔国因、汪凤藻等人为进士出身，李经方、杨儒为举人出身，其他人也都是具有实际才干的生员。出使外国所带来的物质利益给于他们的刺激并不是很大。相反，出使的风险却是显而易见。清政府往往对这些人特殊提拔，这些人在上任时，官衔就在不断提升，在国外熬过3年回北京后，一般都能得到升迁。许景澄出使回国后，提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工部右侍郎。因此，虽然有人视出洋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也有人以出使为肥缺，极力钻营谋求。

 

　　清朝的一部分中下级官僚来自留洋学生。新政开始后，清政府对留学海外归来的学生采取了笼络、任用的态度，北洋大臣袁世凯就曾几次上奏朝廷，为海外留学回来的北洋学生求得出身。1904年，袁世凯为留学日本毕业的北洋学生金邦平、富士英、高淑琦、张奎等人安排在各个洋务领域，并为他们出具评语，以供朝廷考验。1905年，袁世凯又奏请朝廷赏给富士英主事，将金邦平、张瑛绪等人留在北洋当差，甚至对在甲午之役中被日军俘虏、为清朝革职严拿的原北洋海军都司蔡廷干，由于他曾经游学美国而加以任用。

 

　　在清朝末年，中下层官僚能够得到升迁的机会并不多，每年能够升迁到上层官僚的人仅占少数。据《海关十年报告》在1902年的统计：江苏省人士在过去十年中已升为高官的有20人，未有秀才或举人被荐举而升为总督、巡抚、藩台或皋台的事例【5】。

 

　　进入到民国时期，封建官僚文化对革命党人也产生一定影响。革命党中一部分人为谋取官位，不惜卖身投靠袁世凯，成为其帮凶。湖北同盟会员张振武、张培爵都曾受到袁世凯的收买，就任总统府顾问官。而“革命党人中不纯粹分子，庆贺革命成功与人无异，惟于个人利害问题、权力问题应时而生。袁氏可否阿附，革命能否久存，彼辈日夜筹思不置者也。当是时，势力最大者莫袁氏若，一般权力之徒及顾忌之流，殆倾心袁氏，希图富贵，袁氏乘之，肆意收买，减少反抗势力，最后袁氏收买方策，几乎及革命党全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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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1】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卷二。

　　【2】 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3】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127页—128页。

　　【4】 李乔：《清代官场百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5】 徐雪筠等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122页。

　　【6】 马震东：《袁氏当国记》，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