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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知识分子曾担忧算术会亡国
1867
年度事件：同文馆开设算术课
引发清廷高层激烈内斗
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唯一由晚清最高决策层直接领导的改革机构。其设立的初衷，是有感于中外交涉言语不通，经常因为词不达意而导致小事酿成大衅。基于这一紧迫的现实需要，设立之初并未遭遇太大的阻力。
但当1867年，恭亲王亦訢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改革派大臣认可了“一切西学皆自算学出”的“新思想”，而决定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却挑战了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底线，进而引发了一场清帝国权力最高层的激烈内斗。结果两败俱伤，晚清自强改革也因此迟滞多年。
恭亲王等决定设立天文算术馆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
这直接刺激了清廷高层在1862年设立同文馆，以专门培养外交急需的翻译人才。
同文馆设立之初，只是单纯学习英、法、俄三国外语的学校。但随着自强运动的推进，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觉察到，若要切实做到“师夷长技”，造出洋枪洋炮，就必须去学习制造原理，而要学习制造原理，则中国以经史教育为主体的传统教育已无法满足人才的输送。
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即认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这种观点今天看来不尽准确，但却道出了要害——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则必须先培养具备算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基本常识的知识分子，仅仅学习外语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么样一种背景下，恭亲王奕訢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1866年年末正式奏请朝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很明确——“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正面冲突：恭亲王奕訢与士林领袖倭仁两次论战
应该说，奕訢等人对此举可能遭致的阻力，事先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在奏章里，奕訢提前给朝廷打了一剂预防针：“论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者，必有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且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也。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奏请得到了慈禧所控制的清廷最高领导层的认可。在天文算术馆顺利进入筹备阶段的同时，一股抵制、反对的暗流也正在悄然汇聚。1867年3月5日（公历，下同），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纸奏折，终于引爆了这场大论争。
张在奏折里指责说：朝廷令科甲出身的“正途人”去学习这些机巧之事，而且还用升官、银两赏赐来诱惑，是重名利、轻气节！这样搞，会把“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歧途。
在恭亲王等人的操作下，张盛藻的奏折被皇帝谕旨严厉驳回。谕旨里说，天文算学是儒者应当学习的知识，不可视为“机巧”！
张盛藻被打压之后，晚清士林领袖、大学士倭仁亲自登场，与恭亲王奕訢展开了两个回合激烈论战。
倭仁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士大夫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治初年，倭仁与李棠阶、吴廷栋合称“海内三大贤”，此次同文馆之争发生时，李棠阶已经去世，吴廷栋已经告老还乡，倭仁身为帝师，独立京城，身份地位也就更显尊重。另两位日后大名鼎鼎的帝师——徐桐和翁同龢，此时的声望还远不能与倭仁相比。
3月20日，倭仁上奏，直言反对科举出身的士子师从“夷人”，认为这样会动摇国本，终至“变夏于夷”，天朝辉煌的文化道统会被粗陋的蛮夷之学所取代，有亡国之患。
朝廷不能像对待张盛藻那边，对倭仁斥退了事。倭仁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上奏当天，两宫皇太后就立即召见了倭仁，但谈话并不愉快，没能达成共识。随后，问题被抛给恭亲王和他领导的总理衙门。
4月6日，总理衙门拿出了一个极长的奏折，重申了开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要性以及招收科甲士子进天文算学馆入学的必要性。奏折里最关键的技术处理，是对倭仁一再强调的“变夏于夷”避而不谈，而是大谈特谈危机之深和“自强”的紧迫。为了给倭仁造成压力，同时还附上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洋务大臣的奏稿信件。最后，奕訢还将了倭仁一军：该大学士既然认为我们此举不可行，会亡国，想来肯定别有强国良策。如果该大学士确实另有良策，可以压制外国而使本国不受欺侮，则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竭力效劳，悉心商办。如果没有其他良策，仅仅大谈特谈忠义、礼仪，认为这些可以制服洋人，臣等实在不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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